聋老太太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整整三天没出门。
这三天里，院里的议论像开了锅的水，咕嘟咕嘟地冒了三天泡。贾张氏在井台边洗菜的时候跟隔壁院的媳妇说，聋老太太这回是真栽了，被一个十六岁的毛头小子堵在门口硬顶回去，院里住了几十年，还没见过这么邪性的事。隔壁院的媳妇压低嗓音问，何家那小子真的敢去海子里喊冤？贾张氏把菜叶子甩得啪啪响，说那小子现在浑身是刺，谁碰扎谁。
这些议论，聋老太太一句都没听见。但就算没听见，她也知道外面的人在说什么。她活了六十多年，什么事没见过？她不用出门，光是听院子里那些压低了又没压住的嗓门，就够她把整件事拼个七七八八了。
头一天，她坐在自己屋里那张太师椅上，从早晨坐到晌午，从晌午坐到天黑。那张太师椅是老物件，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，坐垫是蓝布面的，用了二十多年，布料都洗得发白了。她平时坐在这把椅子上，脊背是直的，手里的拐杖杵在地上，像个坐在中军帐里的老将。但这回不一样。这回她的脊背是塌的，拐杖靠在一旁的八仙桌腿上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，手指头偶尔动一下，像是想抓住什么又抓不着。
一大妈端了碗热粥进来，放在八仙桌上，怯怯地叫了一声“老太太”。聋老太太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往日的威势，只有一股子灰败的疲惫。她摆了摆手，让一大妈出去。粥放在桌上，从热放到凉，从凉放到结了一层皮，她一口都没动。
她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。
易中海的事，真没指望了。
这个“没指望”，不是一天两天能消化得了的。聋老太太这辈子在四合院里说一不二，不仅仅是靠着年纪大辈分高，更是因为她跟街道上那些老关系、老熟人打了半辈子的交道。托人办事、走后门、通关系——这些事在她看来，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而是这个世道运转的方式。谁还没个求人的时候？谁还没个帮人的时候？人情往来，本来就是一张网，你帮我我帮你，大家互相罩着，日子才能往下过。
可这回，这张网破了。不是破了一个小洞，是从正中间撕开了一道大口子。
她头一天晚上去找赵科长的时候，赵科长的态度就已经不对劲了。平时她进了街道办的门，赵科长都会站起来迎她，叫她一声“老太太您怎么来了”，语气客客气气的。那天没有。那天赵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屁股都没抬，脸上挂着那种公事公办的笑——不冷不热，不远不近，像隔着一层玻璃在跟你说话。
她开口说易中海的事，话还没说完，赵科长就接过去了。他说得很客气，句句都带着“您老人家”，但话里的意思比刀子还硬：上级的文件下来了，这事儿归公安和法院管，街道办插不上手。末了，赵科长还说了一句让她从头凉到脚的话——“老太太，我跟您交个底。这事不是我不帮您，是帮不了。保定那边的公安已经跟市局对接过了，材料是正式移交的，程序走到这一步，谁也拦不住。”
谁也拦不住。
这四个字，聋老太太琢磨了一整夜。赵科长是她能找的最后一条路。其他那些关系，有的推脱不在家，有的说再等等看，有的干脆闭门不见。她已经把能找的人都找遍了，把能走的路都走完了。每一条路走到头，都是一堵墙。
真正让她死心的，是何雨柱那番话。
她坐在太师椅上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何雨柱那些话就像钉子一样扎进她脑子里。
“他设圈套害我爹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自己是管事大爷？”
“我爹不正派，那也是易中海安排的！”
“我就去海子里喊冤，去广场上喊冤！”
这些话，不是气话。聋老太太活了六十多年，分得清什么是气话什么是真话。气话是虚的，风一吹就散了。真话是实的，落地生根，能长出树来。何雨柱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里的光不是怒气，而是一种冷到骨头里的决绝。那个决绝告诉聋老太太：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海子里喊冤，广场上喊冤——这不是随便说说的。真要闹到那一步，别说易中海的事没救了，整个四合院、整条南锣鼓巷、甚至整个街道办都得被他拉下水。她聋老太太这点老脸，在易中海那种刑事案面前，屁都不是。
想到这里，聋老太太从太师椅上慢慢站起来，走到窗户边上。窗户纸糊得严严实实，外面的光透进来，是灰蒙蒙的一片。她拿拐杖的头把窗户纸捅了一个小眼，一只眼睛凑上去往外看。
井台边，何雨柱正蹲在那里打水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袖子卷到胳膊肘上头，露出两条结实的小臂。水桶拎上来的时候，他动作麻利，水都没洒一滴。旁边有个邻居过去打水，看见他在，脚步都顿了一下，像是不知道该不该凑过去。何雨柱连眼皮都没抬，把水桶往手里一拎，转身进了自己家的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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