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室里渐渐坐满了。
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话，有的在交换零食，有的在比谁的文具盒好看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在笑，有的什么也不干，就是坐在那里发呆。
孙老师走上讲台，拍了拍手，教室里的声音像被人拧了开关一样，一下子小了下去。
“同学们好，欢迎你们来到铁城一小。我姓孙，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也是你们的语文老师。”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，“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。小学生要做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了，有的说“要写作业”，有的说“要听老师的话”，有的说“要考一百分”，孙老师笑着说：“对，都要做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学会一样东西——长大。”
林月听到这个“长大”这个词，忽然想笑。
她已经长大了，又变小了，现在又要重新长大。
她的人生像一条被折叠了两次的纸，折过来，折过去，折痕交错，叠在一起，但纸还是那张纸，上面写过的字都在，擦不掉，也盖不住。
开学第一天没有正式上课，主要是熟悉校园、发课本、排座位。
课本发下来的时候，林月一本一本地翻过去——语文、数学、思想品德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，一共六本。
语文课本第一页是一幅画，画面上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在升国旗，旁边写着“我是中国人”几个字。
她看了那幅画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把课本合上，放进桌肚里，压在书包下面。
中午放学的时候，林建国又来接她了。
他站在校门口，穿着警服，在一群家长里很显眼。林月走过去，他从她肩膀上取下书包，拎在自己手里。
“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“上学。”
“还行。”
林月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午饭吃的土豆炖牛肉，土豆比牛肉多。”
林建国笑了。
他笑了，笑声不大，但很真，像铁城冬天里第一场雪落在干枯的树叶上，沙沙的，轻轻的，带着一种让人心里发软的东西。
他伸出手，林月拉住了。
他们沿着来路往回走，穿过两个路口，经过一家包子铺、一家五金店、一家卖日用百货的小超市，拐进光明小区的大门，上楼，开门。
奶奶在客厅里择韭菜，母亲在厨房里炖排骨，香味从厨房飘出来，穿过走廊，在门口兜了个圈，迎面扑过来。
“回来了？”
母亲从厨房探出头，“洗手，吃饭。”
林月去卫生间洗了手，坐到餐桌前。
排骨炖得软烂，用筷子一夹就骨肉分离了，她吃了一块，又吃一块，又吃一块，连吃了四块，母亲怕她吃顶了，把排骨碗端走了，换了一碗冬瓜汤过来。
她喝了汤，吃了半碗米饭，一小碟清炒时蔬，然后把碗一推，靠在椅背上，摸了摸肚子，长出一口气。
“饱了？”奶奶问她。
“饱了。”
“饱了就去睡午觉，下午还有课。”
林月走进卧室，脱了校服，换上家居的棉T恤和短裤，爬上床，拉过被子盖住肚子。
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光带，那条光带从窗户一直延伸到床脚，像一个金色的箭头，指向她的方向。
她盯着那条光带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，闭上眼睛。
墙上那幅蜡笔画还在。
三个歪歪扭扭的人像，笑得没心没肺。
她伸出手，在黑暗中摸了摸那幅画的表面，指尖碰到蜡笔留下的粗糙纹路，那些纹路像时间的刻痕，浅浅的，密密的，纵横交错，织成了一张网。
她把手收回来，塞进枕头底下，摸到了那个小本子。
她犹豫了一下，把小本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，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看。
第一页是胡丽丽案的笔记，密密麻麻的字和箭头，有的地方画了圈，有的地方打了问号。
第二页是冰桶案的笔记，字迹比第一页工整一些，但还是歪歪扭扭的，像一个小孩在学写字。
第三页是空白的。
她把本子合上，塞回枕头底下，翻了个身，重新面朝窗户。
阳光透过眼皮，把整个世界染成了一片暖洋洋的橙红色。
在那片橙红色的光里，她看到了铁城的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，看到了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案子，看到了那些她还不知道名字的人。
铁城入秋以后，风就开始变得不讲道理了。
它不管你穿没穿够衣服，也不管你窗户关没关严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从北边西伯利亚那边一路杀过来，带着草原上的干草味和戈壁滩上的沙子，呼啦啦地灌进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巷子、每一道没关严的缝。
林建国说这叫“拉木棍”，是铁城本地人的说法，意思就是秋天快过完了，冬天要来之前，风把最后那点暖和气儿都刮走，一根不剩。
林月在铁城一小上了快两个月的学，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七点起床、七点二十出门、七点四十坐在教室里的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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