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三点多，消息来了。
备胎在张永福家后面那片杨树林里找到的，距离院子大约两百米，被掩埋在几个装满了枯叶和泥土的编织袋下面，压得很深，上面还盖了几块碎砖头，像是有人刻意藏起来的。
备胎的表面有大量深褐色的污渍，跟备胎舱内壁的痕迹一致。
备胎的内侧，用刀割开了一道口子，口子不大，但足以让一些液体渗进去，被轮胎内部的橡胶和帘布层吸收。
那里面，也许藏着更多的东西。
张永福是在下河县建筑工地上被找到的。
他正蹲在搅拌机旁边抽烟，看到警车开过来，没有跑，也没有站起来，就那么蹲着，把烟抽完了，把烟头掐灭在脚下踩了踩，然后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伸出双手，掌心朝上，手腕并拢。
这个动作太熟练了，熟练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心里发紧——这不是一个没进过公安局的人会做的动作。
他在电影里看过，或者在脑子里演练过无数遍，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找到，知道自己到了那一天该怎么做。
上警车之前，张永福回头看了一眼。
看的不是他的车，不是他的家，不是工地上的工友，而是那片杨树林的方向。那片杨树林光秃秃的，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像无数只干枯的手臂在向他招手。
他看了两秒，然后转过头，弯下腰，钻进了警车里。
车门关上了，车窗是深色的，从外面看不到里面，但他没有往窗外看，一直低着头，看着自己被铐住的双手。
审讯是刘建国亲自来的，高远坐在旁边做记录，林建国在隔壁的观察室里隔着单向玻璃看着。
张永福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，两只手放在桌上，手指交叉着，拇指互相绕着圈。
这个动作跟赵志远在审讯室里的动作一模一样，但赵志远绕圈的时候手指是放松的，而张永福的手指绷得很紧，指节发白，像是要把自己的手指从根部拧断。
“张永福，知道为什么把你带来吗？”
刘建国把文件夹放在桌上，翻开，第一页是备胎舱的照片，第二页是备胎的照片，第三页是血迹样本的检测报告。
他把每一页都翻得很慢，让张永福有时间看清楚每一张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。
张永福看着那些照片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他的眼睛在照片上扫过，不紧不慢，像是在看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报纸。
但林建国注意到他交叉的双手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不是怕的那种抖，是一种从骨头里往外漫延的、他控制不住的、像地震一样的抖。
“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刘建国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，推到张永福面前。
照片上是一个女人，三十出头，圆脸，短发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，站在一棵树下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张永福的手指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绕圈。他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，久到观察室里的林建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带着一种奇怪的、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的语气：“认识。她叫王秀兰。”
“你跟王秀兰什么关系？”
张永福的拇指停住了。他把手从桌上拿下来，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那双被手铐铐住的手。
手腕上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面微微跳动着，像一条条被冻住了又融化了的小河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刘建国又问了一遍。
“她是我儿子的班主任。”
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比刚才更小了，“我儿子在县城读书，王秀兰是他的班主任，也是他的语文老师。我儿子成绩不好，王秀兰老师经常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儿子的情况。有时候我送货路过县城，也会去学校找她聊聊。”
刘建国没有说话，等他说下去。
“后来……后来就不是聊儿子了。”
张永福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“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就是……就是想见她。送货路过县城，不自觉地就把车开到了学校门口。不进去，就在门口停一会儿，看看她在不在。有时候看到她从校门口走出来，骑着一辆电动车，穿一件红色的羽绒服，头发被风吹起来……”
他说到这里停住了。
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，只有墙上的钟在走，秒针一下一下地跳，像有人在轻轻地、一下一下地敲着门。
“她不知道？”刘建国问。
“不知道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张永福抬起头，眼睛里有血丝，像是好几天没睡了，“她对我，就是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关系，普通的。我知道她不可能……但我就是……放不下。”
放不下。
又是这两个字。
赵志远在审讯室里也说过这两个字，一字不差。
林建国隔着单向玻璃看着张永福的侧脸，那张黝黑的、布满皱纹的、被生活磨得粗糙不堪的脸，在审讯室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苍老。
这个人在他半辈子的人生里，扮演过无数个角色——儿子、丈夫、父亲、司机、邻居、村民。
在这些角色里，他都演得不错，没有人说他不好。
但他还有一个角色，是他自己加的戏，观众只有他自己——一个暗恋着自己儿子班主任的、沉默的、笨拙的、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一遍遍把车开到学校门口的中年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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