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的离开，像一片深秋最厚重的叶子，在某个清晨，悄无声息地坠落在北京的老宅里。
消息是我妈在电话里告诉我的，声音带着极力压抑后的平静，但尾音还是泄露了一丝颤抖。她说，爷爷是睡过去的，很安详。前一天晚上还喝了小半碗他念叨了好久的、地道的北京豆汁儿，就着焦圈，看了会儿军事新闻，和老顾下了半盘没下完的象棋。然后，就像他这一生大多数时候那样，秩序井然地，为自己画上了句号。
我立刻请假，飞往北京。一路上，云层在舷窗外铺展，我却有些恍惚。
爷爷顾衡，军事学院的退休教授，在我记忆里，一直是清癯、挺拔、一丝不苟的代名词。他和老顾一样瘦，但气质迥异。老顾是冷峻的山岩，爷爷则是温润的玉石，包裹着更为坚硬的内核。他身体一向硬朗，散步、读书、摆弄他的旧书，声音不高，却自有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直到半年前，他忽然说，想回北京的老宅住住，看看大院里的老槐树，闻闻故土的味道。正巧那时老顾工作告一段落，心脏的老毛病也在一次全面检查后被医生严令必须休养一段时间，于是他便和我妈陪着爷爷回了北京，计划小住一段，也当给老顾自己放个假。
我没想到，这一住，就成了爷爷最后的时光。
推开北京老宅那扇熟悉的、漆皮有些斑驳的木门，一股熟悉的、混合着旧书、尘土和岁月沉淀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只是今天，这味道里裹着一丝挥之不去的、空旷的冷清。院子里那棵爷爷总提起的老槐树还在，枝叶在初冬的风里轻轻摇晃。
客厅里人不多，几位闻讯赶来的、爷爷的老同事、老战友低声交谈着，我妈和胡杨阿姨在里外张罗。
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搜寻老顾。
他不在客厅。
我顿了一下，走向爷爷生前暂住、也是他当年读书的那间厢房。房门虚掩着，我轻轻推开一条缝。
老顾就在里面。
他没有开大灯，只亮着书桌上那盏爷爷用了很多年绿色玻璃罩子的旧台灯。昏黄的光晕，将他半个身影笼罩其中。他背对着门，站得笔直，面对着靠墙的那个装满爷爷毕生藏书和笔记的旧书架。书架上的书排列得一丝不乱，像一支沉默而渊博的军队。
老顾就那样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只是仰着头，静静地看着。他的肩膀依旧平直，脊梁挺着，但我却从他那个静止的、微微仰首的背影里，读出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空茫，以及一种竭力维持平稳的、细微的紧绷。他的手垂在身侧，我注意到，他左手的手指正无意识地、轻轻地按压着自己军装下左胸的位置。
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但那个背影，像一座内部正经历着无声震荡、外表却必须维持绝对稳定的建筑。
我轻轻带上门，没有进去。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，此刻所有的重量，都沉甸甸地压在他一个人肩上，连同他自己那颗需要小心对待的心脏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是各种程式化的忙碌。
讣告、吊唁、商议后事……老顾是独子，一切都需要他主持定夺。他处理得有条不紊，接待来客，答谢慰问，安排细节，语气平稳，举止得体，甚至比平时更添了一种冷峻的周全。
那些爷爷的老战友拍着他的肩膀，红着眼圈说“顾教授高寿，走得安详，一野，你千万节哀，自己身体要紧”，他也只是微微颔首，说“谢谢，费心了”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但眼神沉静。
他太正常了，正常得让我和我妈心里都揪着。我妈悄悄跟我说，医生开的药，他都按时吃了，但夜里她总能感觉到他长时间地睁着眼，呼吸刻意放得平缓，她知道他是在忍着，忍着情绪，也忍着身体可能的不适。
只有一次，在整理爷爷那几箱特别珍视的手稿时，老顾蹲下身子，想搬动一个箱子，动作却突然滞了一下，眉头几不可察地蹙起，手又按向了心口。我妈赶紧过去扶他，他摆了摆手，自己慢慢站起来，深吸了几口气，等那阵突来的心悸过去，才低声道：“没事。”
还有爷爷最后没喝完的那半罐豆汁儿，放在厨房的窗台上。老顾早上起来，会默默地看着它一会儿，然后拿起来，不是倒掉，而是拧紧盖子，放回了冰箱的角落，仿佛爷爷只是出门遛弯，一会儿还会回来要着喝。
追悼会前一天晚上，客人都散了，老宅终于安静下来。我半夜醒来，看到厢房的灯还亮着。我走过去，里面传来极其轻微的、棋子落在木质棋盘上的清脆一响，“嗒”。
我知道，那是爷爷和他没下完的那半盘棋。老顾一个人，在灯下，对着空无一人的对面，落下了那颗悬置已久的子。
我没有进去，背靠着冰凉的墙壁站着。厢房里传来一声极低极低的、仿佛从胸腔深处艰难透出的呼气声。过了很久，又是棋子轻响，很慢，间隔很长。
追悼会上，老顾作为家属代表致辞。他站在台上，身后是爷爷戴着军帽、笑容温和的遗像。他依旧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肩章上的将星在肃穆的场合显得格外沉重。他开口，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，平稳、清晰、有力。一切都符合标准，无可挑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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