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初，芒种。长白山南坡的春天走到了尾声，夏天悄悄探出了头。达子香谢了，结出了青涩的果实；林子里的野菜长老了，但野果开始成熟：山丁子红了，稠李子紫了，山葡萄挂上了一串串青绿的珠子。
曹大林站在合作社院里，望着北山的方向，久久不语。他手里攥着一封信——县林业局发来的正式文件，红头，盖着公章。文件内容很简单：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，自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，长白山南坡全域禁猎，所有持枪证、狩猎证收回，所有猎枪上缴。
“真要禁了？”吴炮手蹲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抽着烟袋，烟雾在阳光里打着旋儿。
“真禁了，”曹大林把文件递给吴炮手，“白纸黑字，红头公章。七月一号起，打猎就是犯法了。”
吴炮手接过文件，老花眼凑近了看，看了很久，叹口气：“该来的，还是来了。这些年，山里的野物越来越少，是该禁了。”
“可咱们…”刘二愣子站在旁边，眼圈红了，“咱们打了一辈子猎，往后…往后干啥去？”
曹大林没说话。他望着院里那排猎枪——五六式、老猎枪、土铳，整整齐齐靠在墙上，枪管擦得锃亮。这些枪，跟着他们进山无数次，打过野猪，撂倒过狍子，吓跑过狼…现在，要上交了。
“还有一个月，”曹大林缓缓说，“六月三十号之前，枪得上交。这最后一个月…咱们再进一次山，好好打一次猎。不是为打多少猎物，是为…告个别。”
“告别？”赵小军推了推眼镜，“跟山告别？跟猎枪告别？”
“跟山里的一切告别，”曹大林说，“跟咱们这辈子的活法告别。”
他召集合作社的老猎人们开会。来了七八个人，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把式，脸上刻着风霜，手上布满老茧。听说要禁猎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“是该禁了，”靠山屯的赵木匠先开口，“我年轻那会儿，进山能看见成群的花尾野鸡，能听见鹿叫。现在…野鸡难见了，鹿也少了。再不禁，往后孩子们就只能在画上看见这些野物了。”
“理是这个理，”黑水屯的王老汉说，“可心里…舍不得啊。我十六岁跟着爹进山打猎，今年六十三了，打了四十七年。往后…往后这身本事，没用了。”
“本事不会没用的，”曹大林说，“不打猎，还能护林，还能巡山，还能教年轻人认山认兽。咱们这身本事，换种方式，还能用。”
他提出个计划：最后一个月，组织“告别猎季”。不是滥杀，是有节制地打猎，打该打的，留该留的。打到的猎物，不全分，大部分做成标本，放在合作社的“猎人文化馆”里，留给后人看。
“还要把咱们的经验记下来，”曹大林说，“怎么认脚印，怎么下套子，怎么抬参，怎么训鹰…写成书，画成图，传给孩子们。”
大家都同意。说干就干。
六月一号，告别猎季正式开始。第一场，打野鸡。这不是为了吃，是为了做标本——花尾野鸡的羽毛漂亮，做成标本能看。
曹大林带着吴炮手、刘二愣子、赵小军，还有猎狗黑龙，进了山。他们不去野鸡多的地方，专门找那种老野鸡——羽毛最漂亮，体型最大。
找到一只。是只大公野鸡，尾羽长，色彩斑斓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属光泽。它正在草甸子里踱步，很悠闲。
曹大林端起枪，瞄准。距离五十米，标尺调到五十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。
“砰！”
枪声在山谷里回荡。野鸡应声倒地，扑腾了几下，不动了。
他们走过去。野鸡真漂亮，羽毛完整，没伤着多少。曹大林小心地捧起来，用布包好，放进专门的竹筐。
“好鸡，”吴炮手赞叹，“这羽毛，做成标本，能保存几十年。”
第二场，打狍子。也不是为了吃肉，是为了做骨骼标本——狍子的骨骼完整，能拼成一具完整的骨架。
他们找到一头老狍子，毛色暗淡，牙齿磨平了，跑不动了。这种狍子，在自然里也活不了多久。
曹大林开枪，一枪毙命。处理时，他格外小心，尽量不伤骨头。肉不要，只要骨架。
第三场，抬参。这次抬的不是小参，是找到多年的老参——至少二十年以上的“老山货”。这种参稀罕，药效好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的形态完整，芦碗（茎痕）清晰，能看出生长的年轮。
吴炮手找到了一棵。在一处背阴的崖壁下，长着一棵老参，芦头粗壮，螺纹密布，至少长了二十五年。抬参时，吴炮手格外仔细，挖了整整一天，才把完整的参抬出来，须根一根没断。
“这参，”吴炮手捧着参，手都在抖，“我爹那辈人就在找，一直没找到。没想到，让我在禁猎前找到了。”
第四场，训鹰表演。老鹰张听说要禁猎，特意从深山里出来，带着他的三只鹰，在合作社院里做了最后一次训鹰表演。
“灰背”抓野兔，“小不点”抓山鸡，“大个子”表演高空俯冲…看得孩子们目瞪口呆，老人们热泪盈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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