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五年，秋。
河北乡下，赤地千里。
蝗虫像乌云一样压过田垄，一夜之间，把快要成熟的庄稼啃得只剩光秃秃的秸秆。地里没有粮，家里没有米，缸底朝天，灶冷如冰。
饿殍遍野，不是书上的四个字，是村口每天都能看见的、横七竖八倒在路边的尸体。
七岁的阿禾，就是在这样的秋天，被爹娘推上了人贩子的马车。
阿禾是她的本名。后来进了窑子，没人再叫过，连她自己，都快忘了原来还有过这么一个干净的名字。
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娘就把她从冰冷的土炕上拽起来，用一件打满补丁、又薄又硬的旧布衫裹住她。爹蹲在门口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，烟锅明明灭灭，映着他布满皱纹、枯树皮一样的脸。
娘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，一夜之间，老了十岁。她抱着阿禾，哭得浑身发抖，眼泪砸在阿禾的头顶，滚烫，又很快变冷。
“娃……乖娃……别怪娘……别怪爹……”
“家里实在没活路了……再不吃东西，你弟弟就要饿死了……”
“娘也是没法子……没法子啊……”
阿禾太小了，小到还不懂什么叫生死，什么叫卖女儿。
她只知道，家里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。她每天饿得头晕眼花，连走路都打晃，弟弟饿得只会哭，哭声越来越弱，像快要断气的小猫。
她攥着娘破烂的衣角，小声问：“娘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是去有饭吃的地方吗？”
娘哭得更凶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
村口的大槐树下，停着一辆黑糊糊的马车。赶车的男人满脸横肉，三角眼，脸上一道刀疤，是人贩子里出了名的狠角色，人称“王秃子”。
爹走过去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“老……老王家的，孩子……就交给你了。”
王秃子斜着眼，上下打量阿禾，像在打量一头小猪小羊。
“瘦是瘦了点，年纪倒正好。养个五六年，就能卖大价钱。”
“说好了，两斗高粱米，人归我。”
爹用力点头，头几乎要垂到地上。
两斗高粱米，不多，甚至不够一家人吃半个月。可在那个饿死人的年头，那是能救下弟弟一条命的东西。
娘把阿禾往王秃子身边一推，像是扔掉了心头最疼的一块肉。她猛地转过身，捂住嘴，不敢回头看，肩膀一抽一抽地抖。
阿禾慌了，伸出小手，想去抓娘的衣角。
“娘！娘你别走！我听话！我不吃饭了！我再也不饿了！你别不要我！”
她小小的身子挣扎着，哭喊着，声音撕心裂肺，在空旷的田野上飘出去很远。
可娘没有回头。
爹也只是蹲在地上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一声不吭，肩膀却在剧烈地颤抖。
王秃子一把揪住阿禾的后领，像拎一只小鸡一样，把她拎起来，狠狠扔进马车里。
“哭什么哭！进了城，有吃有穿，总比在乡下饿死强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”
车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。
马车轱辘轱辘地动了起来。
阿禾趴在车板上，拼命拍打着木板，哭喊着：“爹——娘——救救我——”
她眼睁睁看着爹娘的身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两个黑点，消失在土路的尽头。
那一天，她七岁。
她被亲生爹娘，用两斗高粱米，卖了。
她不知道，这一去，不是有饭吃的天堂，是一步一步，把她拖进地狱的开始。
马车一路颠簸，走了不知多少天。
阿禾饿了，王秃子就扔给她一块硬得硌牙的窝头；渴了，就喝路边浑浊的河水；困了，就蜷缩在车板角落，抱着膝盖发抖。
同车的，还有好几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，个个面黄肌瘦，眼神麻木，没人说话，没人哭，好像早就被饿怕了，被吓傻了。
她们被转卖了一次又一次，从人贩子手里，到中间人手里，最后，落到了北平城，八大胡同，怡春院，张刘氏的手里。
张刘氏那年四十多岁，已经是这一片出了名的狠角色。
她挑姑娘，有一套自己的规矩：
只买七岁到八岁的。
年纪小，便宜，好拿捏，没记忆，没牵挂，养到十三四就能接客，一茬一茬，能榨十几年的钱。
看见阿禾，张刘氏眯起三角眼，伸手捏了捏她的胳膊，又掰开她的嘴，看了看牙齿。
“模样还行，身段也细，养几年，能是个摇钱树。”
她扔给王秃子几块大洋，轻飘飘一句：“人，我留下了。”
就这一句话，阿禾的命，从此姓了张。
张刘氏扔给她一张薄薄的、发黄的纸，一支蘸了墨的笔。
“按个手印，以后，你就是我怡春院的人。”
阿禾不懂什么叫卖身契。
她只看见纸上密密麻麻的字，只看见张刘氏冰冷的眼神，只看见旁边站着的打手，凶神恶煞。
她害怕，小手抖得握不住笔。
“我……我不会写字……”
“不会写就按手印！”张刘氏厉声呵斥，一把抓过她的小手，强行按在墨汁里，再狠狠按在纸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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