齐砚舟拍了拍他肩膀,转身离开。
回到办公室,他把门关上,锁好,然后插上U盘,打开视频。画面在电脑屏幕上放大,比监控室小屏清楚些。他一遍遍看那人走路的样子、拍照的动作、停顿的位置,甚至放大了背包上露出的那截香烛头。
香烛。医院附近没有卖香烛的店。要买这种东西,得去老城区那几条巷子,或者城隍庙周围的小店。这说明那人不是临时起意,是特意准备的。
他把视频拷进加密硬盘,然后靠在椅背上,嚼着第二颗奶糖,脑子里转得飞快。
张明刚出来。
这时候冒出来一个可疑人,盯着他工作的医院拍来拍去,还带着香烛,说明跟死亡病例有关。而过去三年里,经他主刀但最终死亡的病人,档案里一例引发纠纷或投诉的都没有。知情同意书都签了,法律程序全走完了。术前谈话每一句都有记录,术后沟通每一次都有签字。
除非……
他忽然想起一个案子。
三年前,胰腺癌晚期患者赵德海,六十八岁,入院时已经扩散到肝门淋巴结。手术是尝试性的,术前评估时全科会诊,所有人都说风险极高,家属也在场。术前谈话是他亲自做的,用了将近两个小时,把每一种可能都说清楚了:手术中可能大出血,术后可能感染,可能多器官衰竭,也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
赵德海的妻子当场哭晕过去,被护士扶出去吸氧。他弟弟——四十来岁,穿一件旧工装,手上有老茧——冲上来揪住他的白大褂领口,吼着说“你们就是想拿我哥练手”。保安冲进来拉开,那人力气大,挣了好几下才被按住。最后签同意书的时候,他手抖得厉害,笔都握不稳,但还是签了。
术后七十二小时,赵德海心跳停止。抢救了四十分钟,没救回来。
后来张明曾试图篡改那份病历,把“家属拒绝术后加强监护”改成“医生未告知风险”。林夏发现异常,半夜给他打电话,他连夜赶到医院,调出原始记录,当场揭穿。张明站在病案室里,看着那份被复原的记录,一句话没说,但临走时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那一眼他到现在都记得——不是愤怒,也不是委屈,是那种“你等着”的平静。
那个案子,是张明唯一一次想动他病历却被抓现行的。
而现在,这个人,带着香烛,拍医院,拍窗户,拍急诊出口,像在为死者“讨公道”。
时间对得上。张明刚出狱,需要帮手,也需要舆论切入点。挑一个已经结案、家属情绪仍有波动的死亡病例,煽动对方认为“医生害死人”,是最省力的复仇方式。
齐砚舟慢慢把糖纸揉成一团,扔进垃圾桶。糖纸落进去,轻飘飘地落在废纸堆上。
阴谋不是突然来的,是一步步铺好的。
他看了眼时间,下午五点四十。窗外天已经暗下来,秋天天黑得早。他起身,关灯,锁门,下楼。
傍晚六点,天还没全黑,江城的晚风带着点湿气,吹在脸上凉飕飕的。他沿着街边走,路过几家已经关门的铺子——一家小超市卷帘门拉到一半,一家面馆老板正在门口倒脏水。他走得不快,像是在散步,但每一步都有目的。
最后停在“晚秋花坊”门口。
店灯亮着,暖黄色的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,照在人行道上。玻璃门半开,岑晚秋正在整理一筐玫瑰,剪根、去刺、分束,动作利落,像做了无数遍。店里摆满了花,红的白的粉的,香气混在一起,但不冲,是那种淡淡的、若有若无的味道。
听见脚步声,她抬头看了一眼。
“你怎么来了?”她问,手上没停。剪刀咔擦咔擦剪着花枝,断了的根掉在地上。
“顺路。”他说,走进来,顺手把门拉严实了。门关上,街上的嘈杂声顿时小了下去,只剩店里的轻音乐在放,是一首老歌,钢琴曲。
她瞥他一眼:“你从来不‘顺路’来我这儿。”
他没反驳,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解锁,调出监控截图,递过去。屏幕上是那人的脸,侧脸,但轮廓清晰。
“认不认识这张脸?”
她放下剪刀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接过手机。她看得很仔细,把屏幕凑近,又拿远,眉头慢慢皱起来。
“没见过。”她说,“干什么的?”
“前天开始,在医院后门、急诊出口、太平间侧门来回晃,拍照,背包里有香烛。”他接过手机,又调出另一张图,是那人背包的特写,香烛头露在外面那一截。
她抬眼看他:“祭奠死者?”
“有可能。”他说,“但拍得太仔细了,不像普通家属。而且,他没进过医院,没去医务科,没闹事,没找任何人,就只是看,拍,走人。重复了三天。”
她把手机还给他,走到柜台后,给自己倒了杯温水。杯子是陶瓷的,上面印着一朵百合。她喝了一口,捧着杯子站了几秒,才说:“真要讨说法的人,不会这么安静。他们会冲进来,找领导,拉横幅,打电话投诉,发朋友圈,找媒体。这个人……更像是在等指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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