齐砚舟拍了拍他肩膀，转身离开。
回到办公室，他把门关上，锁好，然后插上U盘，打开视频。画面在电脑屏幕上放大，比监控室小屏清楚些。他一遍遍看那人走路的样子、拍照的动作、停顿的位置，甚至放大了背包上露出的那截香烛头。
香烛。医院附近没有卖香烛的店。要买这种东西，得去老城区那几条巷子，或者城隍庙周围的小店。这说明那人不是临时起意，是特意准备的。
他把视频拷进加密硬盘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嚼着第二颗奶糖，脑子里转得飞快。
张明刚出来。
这时候冒出来一个可疑人，盯着他工作的医院拍来拍去，还带着香烛，说明跟死亡病例有关。而过去三年里，经他主刀但最终死亡的病人，档案里一例引发纠纷或投诉的都没有。知情同意书都签了，法律程序全走完了。术前谈话每一句都有记录，术后沟通每一次都有签字。
除非……
他忽然想起一个案子。
三年前，胰腺癌晚期患者赵德海，六十八岁，入院时已经扩散到肝门淋巴结。手术是尝试性的，术前评估时全科会诊，所有人都说风险极高，家属也在场。术前谈话是他亲自做的，用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把每一种可能都说清楚了：手术中可能大出血，术后可能感染，可能多器官衰竭，也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
赵德海的妻子当场哭晕过去，被护士扶出去吸氧。他弟弟——四十来岁，穿一件旧工装，手上有老茧——冲上来揪住他的白大褂领口，吼着说“你们就是想拿我哥练手”。保安冲进来拉开，那人力气大，挣了好几下才被按住。最后签同意书的时候，他手抖得厉害，笔都握不稳，但还是签了。
术后七十二小时，赵德海心跳停止。抢救了四十分钟，没救回来。
后来张明曾试图篡改那份病历，把“家属拒绝术后加强监护”改成“医生未告知风险”。林夏发现异常，半夜给他打电话，他连夜赶到医院，调出原始记录，当场揭穿。张明站在病案室里，看着那份被复原的记录，一句话没说，但临走时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那一眼他到现在都记得——不是愤怒，也不是委屈，是那种“你等着”的平静。
那个案子，是张明唯一一次想动他病历却被抓现行的。
而现在，这个人，带着香烛，拍医院，拍窗户，拍急诊出口，像在为死者“讨公道”。
时间对得上。张明刚出狱，需要帮手，也需要舆论切入点。挑一个已经结案、家属情绪仍有波动的死亡病例，煽动对方认为“医生害死人”，是最省力的复仇方式。
齐砚舟慢慢把糖纸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。糖纸落进去，轻飘飘地落在废纸堆上。
阴谋不是突然来的，是一步步铺好的。
他看了眼时间，下午五点四十。窗外天已经暗下来，秋天天黑得早。他起身，关灯，锁门，下楼。
傍晚六点，天还没全黑，江城的晚风带着点湿气，吹在脸上凉飕飕的。他沿着街边走，路过几家已经关门的铺子——一家小超市卷帘门拉到一半，一家面馆老板正在门口倒脏水。他走得不快，像是在散步，但每一步都有目的。
最后停在“晚秋花坊”门口。
店灯亮着，暖黄色的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，照在人行道上。玻璃门半开，岑晚秋正在整理一筐玫瑰，剪根、去刺、分束，动作利落，像做了无数遍。店里摆满了花，红的白的粉的，香气混在一起，但不冲，是那种淡淡的、若有若无的味道。
听见脚步声，她抬头看了一眼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问，手上没停。剪刀咔擦咔擦剪着花枝，断了的根掉在地上。
“顺路。”他说，走进来，顺手把门拉严实了。门关上，街上的嘈杂声顿时小了下去，只剩店里的轻音乐在放，是一首老歌，钢琴曲。
她瞥他一眼：“你从来不‘顺路’来我这儿。”
他没反驳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解锁，调出监控截图，递过去。屏幕上是那人的脸，侧脸，但轮廓清晰。
“认不认识这张脸？”
她放下剪刀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接过手机。她看得很仔细，把屏幕凑近，又拿远，眉头慢慢皱起来。
“没见过。”她说，“干什么的？”
“前天开始，在医院后门、急诊出口、太平间侧门来回晃，拍照，背包里有香烛。”他接过手机，又调出另一张图，是那人背包的特写，香烛头露在外面那一截。
她抬眼看他：“祭奠死者？”
“有可能。”他说，“但拍得太仔细了，不像普通家属。而且，他没进过医院，没去医务科，没闹事，没找任何人，就只是看，拍，走人。重复了三天。”
她把手机还给他，走到柜台后，给自己倒了杯温水。杯子是陶瓷的，上面印着一朵百合。她喝了一口，捧着杯子站了几秒，才说：“真要讨说法的人，不会这么安静。他们会冲进来，找领导，拉横幅，打电话投诉，发朋友圈，找媒体。这个人……更像是在等指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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