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没回答。
因为他知道,她说得对。
这不是巧合。
这是等待已久的伏击。
他只说了句:“我得走了。”
挂了电话,他把SIM卡抠出来。小小的卡片躺在手心,还带着体温。他低头看了一眼,两根手指捏着,一掰——咔嚓一声,断成两半。
扔进路边的排水沟。半张卡落在积水里,漂了漂,沉下去。
然后他沿着巷子继续往前走,穿过两条街,拐进一个老旧小区。小区门口有家二手手机店,玻璃门上贴满广告,柜台上摆着各种旧手机。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戴着老花镜,正在修一台收音机。
“买手机。”他走过去。
店主抬头看他一眼,没说话,指了指柜台里的样机。
他挑了个最普通的老年机,三百块,现金付的。店主找了零,把手机递给他。他当场开机,插上新买的临时卡——也是在店里一起买的,不用实名那种。
刚开机,一条短信进来。
未署名,号码陌生:【林夏和小雨已收到指令,转入静默观察。一切如常。】
他回了个“好”。
把手机揣进兜里,他走出店门,走向地铁口。
地铁里人不多,下午两三点,不是高峰期。他找了个角落站着,手扶着栏杆,眼睛盯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。那张脸有点陌生,胡子没刮,眼下青黑更深了,但眼神是平的。列车轰隆隆地往前开,一站一站停,有人上有人下。
傍晚时分,他出现在城市西郊的一处老社区。
这里楼房低矮,五六层的那种老式板楼,外墙的涂料剥落了一大片,露出底下的水泥。住户多为老人,监控稀疏——走了两条街,只看见三个摄像头,两个还坏了。他在社区里转了一圈,记下出口位置、保安亭换班时间、附近店铺营业状况。
然后在便利店买了瓶水和一袋面包,找了个长椅坐下。
长椅在个小花园边上,周围有几棵梧桐树,叶子已经开始黄了。对面是一个社区活动室,门口挂着大屏幕电视,正播放本地新闻。几个老人坐在屏幕前,仰着头看。
画面一闪,是个中年男人侧脸。
眼眶发红,手持遗照,背景是市一院门诊大厅。那个姿势他太熟悉了——前天在急诊后门看见的,就是同一个人。
主持人声音传来:“市民赵建国今日再次来到市一院,要求院方就其父亲胰腺手术后的死亡原因作出解释。据悉,该院外科主任齐砚舟已被暂停手术资格,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,院方表示将全力配合……”
画面切到赵建国特写。他对着镜头说话,嘴唇在动,但声音被主持人的画外音盖住了。老人群里有人叹气,有人说“现在的医生啊”,有人摇头。
齐砚舟拧开瓶盖,喝了一口水。
水有点凉,顺着喉咙滑下去,凉意一直走到胃里。他坐在那儿,看着屏幕上的自己——不,是屏幕上自己的名字,自己的照片。工作证上那张照片,穿白大褂,表情严肃,被人截出来放大,旁边打着“涉嫌医疗事故”的字样。
他撕开一颗奶糖,塞进嘴里。
橙子味的,这次不怎么甜,有点涩。
新闻还在播,画面跳转到别的新闻了。一个老人在喊:“换台换台,看这个糟心。”遥控器按了几下,屏幕变成电视剧,一个穿古装的女人在哭。
他不再看了。
掏出新买的笔记本——也是便利店买的,一块钱一本,封面印着某品牌的广告。他在第一页写下三个字:
郑余党。
笔尖顿住,看着那三个字。墨水渗进纸里,边缘有点洇开。
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粗线。
又写:他们不需要我犯错,只需要你们相信我可能犯错。
写完,他合上本子,望向远处。
天边最后一缕光正在消退。云被染成橙红色,一层一层的,像烧过的纸灰。社区里的路灯陆续亮了,一盏接一盏,沿着小路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他站起身,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,面包没吃完,塞进背包。
转身走进一条昏暗的地下通道入口。
通道是连接社区和主干道的过街设施,不长,也就四五十米。灯光很暗,隔十几米一盏,有几盏还坏了,一闪一闪的。墙壁上涂满涂鸦和小广告,地上有积水,踩上去啪叽啪叽响。
通道里没人。
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,一下一下,在水泥地上轻轻回响。
灯光一格一格地亮着,他走过一盏,影子拉长,又缩短,又拉长。
他关掉手机,放进口袋。
走到中间,他停下。
四周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远处隐约有汽车驶过的声音,闷闷的,像隔了一层什么。
他靠着墙,闭上眼。
墙上有点凉,隔着外套也能感觉到那种潮湿的凉意。他仰着头,后脑勺贴着墙,眼皮合着,眼前是一片暗红色的光——那是透过眼皮看见的,微弱的光。
脑子里开始过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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