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没回答。
因为他知道，她说得对。
这不是巧合。
这是等待已久的伏击。
他只说了句：“我得走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把SIM卡抠出来。小小的卡片躺在手心，还带着体温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两根手指捏着，一掰——咔嚓一声，断成两半。
扔进路边的排水沟。半张卡落在积水里，漂了漂，沉下去。
然后他沿着巷子继续往前走，穿过两条街，拐进一个老旧小区。小区门口有家二手手机店，玻璃门上贴满广告，柜台上摆着各种旧手机。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修一台收音机。
“买手机。”他走过去。
店主抬头看他一眼，没说话，指了指柜台里的样机。
他挑了个最普通的老年机，三百块，现金付的。店主找了零，把手机递给他。他当场开机，插上新买的临时卡——也是在店里一起买的，不用实名那种。
刚开机，一条短信进来。
未署名，号码陌生：【林夏和小雨已收到指令，转入静默观察。一切如常。】
他回了个“好”。
把手机揣进兜里，他走出店门，走向地铁口。
地铁里人不多，下午两三点，不是高峰期。他找了个角落站着，手扶着栏杆，眼睛盯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。那张脸有点陌生，胡子没刮，眼下青黑更深了，但眼神是平的。列车轰隆隆地往前开，一站一站停，有人上有人下。
傍晚时分，他出现在城市西郊的一处老社区。
这里楼房低矮，五六层的那种老式板楼，外墙的涂料剥落了一大片，露出底下的水泥。住户多为老人，监控稀疏——走了两条街，只看见三个摄像头，两个还坏了。他在社区里转了一圈，记下出口位置、保安亭换班时间、附近店铺营业状况。
然后在便利店买了瓶水和一袋面包，找了个长椅坐下。
长椅在个小花园边上，周围有几棵梧桐树，叶子已经开始黄了。对面是一个社区活动室，门口挂着大屏幕电视，正播放本地新闻。几个老人坐在屏幕前，仰着头看。
画面一闪，是个中年男人侧脸。
眼眶发红，手持遗照，背景是市一院门诊大厅。那个姿势他太熟悉了——前天在急诊后门看见的，就是同一个人。
主持人声音传来：“市民赵建国今日再次来到市一院，要求院方就其父亲胰腺手术后的死亡原因作出解释。据悉，该院外科主任齐砚舟已被暂停手术资格，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，院方表示将全力配合……”
画面切到赵建国特写。他对着镜头说话，嘴唇在动，但声音被主持人的画外音盖住了。老人群里有人叹气，有人说“现在的医生啊”，有人摇头。
齐砚舟拧开瓶盖，喝了一口水。
水有点凉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凉意一直走到胃里。他坐在那儿，看着屏幕上的自己——不，是屏幕上自己的名字，自己的照片。工作证上那张照片，穿白大褂，表情严肃，被人截出来放大，旁边打着“涉嫌医疗事故”的字样。
他撕开一颗奶糖，塞进嘴里。
橙子味的，这次不怎么甜，有点涩。
新闻还在播，画面跳转到别的新闻了。一个老人在喊：“换台换台，看这个糟心。”遥控器按了几下，屏幕变成电视剧，一个穿古装的女人在哭。
他不再看了。
掏出新买的笔记本——也是便利店买的，一块钱一本，封面印着某品牌的广告。他在第一页写下三个字：
郑余党。
笔尖顿住，看着那三个字。墨水渗进纸里，边缘有点洇开。
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粗线。
又写：他们不需要我犯错，只需要你们相信我可能犯错。
写完，他合上本子，望向远处。
天边最后一缕光正在消退。云被染成橙红色，一层一层的，像烧过的纸灰。社区里的路灯陆续亮了，一盏接一盏，沿着小路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他站起身，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，面包没吃完，塞进背包。
转身走进一条昏暗的地下通道入口。
通道是连接社区和主干道的过街设施，不长，也就四五十米。灯光很暗，隔十几米一盏，有几盏还坏了，一闪一闪的。墙壁上涂满涂鸦和小广告，地上有积水，踩上去啪叽啪叽响。
通道里没人。
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，一下一下，在水泥地上轻轻回响。
灯光一格一格地亮着，他走过一盏，影子拉长，又缩短，又拉长。
他关掉手机，放进口袋。
走到中间，他停下。
四周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远处隐约有汽车驶过的声音，闷闷的，像隔了一层什么。
他靠着墙，闭上眼。
墙上有点凉，隔着外套也能感觉到那种潮湿的凉意。他仰着头，后脑勺贴着墙，眼皮合着，眼前是一片暗红色的光——那是透过眼皮看见的，微弱的光。
脑子里开始过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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