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花店？”母亲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八度，“卖花的？那能稳定吗？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有社保吗？家里什么条件？父母做什么的？你可别被人算计了！这年头什么人都有，看你是医生，有稳定工作，就想攀上来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得擦亮眼睛，别被人几句好话就哄了去！”
“没人算计我。”他声音低了些，像是说给自己听，又像是说给她听，“是我愿意的。”
“愿意也不行！”母亲斩钉截铁，语气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“你愿意什么你愿意？你见过几个女人？你懂什么叫愿意？我告诉你，感情的事你听我的没错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。明天我就到，你给我好好准备。相亲必须见，不然我直接住你宿舍去！我把那姑娘的微信发给你，你先加上，聊两句，明天见了面也不尴尬。听到没有？”
电话挂了。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他站在原地，手机贴着耳朵，又停了几秒才放下。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是通话记录，“妈”两个字下面显示“2分18秒”。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台面上，像是不想再看见那个名字。额头有点汗，不是热的，是烦的。那种烦不是愤怒，也不是委屈，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——像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，但面对一个永远认为“我是为你好”的人，你所有的道理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。他在厨房来回走了两圈，地板砖在他的皮鞋下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手指掐了下掌心，留下几个浅浅的月牙印。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走回客厅。
岑晚秋已经泡了杯茶。是绿茶，他爱喝的那种，龙井，但不是什么好龙井，超市买的，一百块一罐，她平时自己喝更便宜的。茶杯是白色的，瓷面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，是上次不小心磕的，她用着也不在意。她端过来放在他面前的柜台上，杯底碰到木桌，发出轻微的一声响，茶汤微微晃了晃，有几滴溅在杯壁上，又滑下去。
“家里有事？”她问。语气很平，像是在问今天星期几。
他苦笑一下，那笑容勉强得像是在脸上画出来的，“我妈要来，非要给我安排相亲。”
她手顿了一下。就那么一下，快到几乎看不出来。但茶杯底碰在木桌上，多了一声响——本来是“嗒”一声，变成了“嗒、嗒”两声，第二声很轻，像是她本想把它放稳，但手指没控制好力度。然后她把手收了回去，背在身后，指尖互相捏了捏。
“那你去见见也好。”她说。声音不高不低，不冷不热，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。她转过身去拿账本，翻开来，笔尖点在数字上，笔尖悬在那里，却没写。墨水滴在纸上，洇开一个蓝色的小圆点，她才发现，用纸巾吸了吸，但已经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印记，像一滴眼泪。
他看着她的背影。她今天穿了那双藏青色的布鞋，鞋面上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，是自己绣的，针脚不算细密，但很整齐。她的脚踝很细，旗袍的开衩不高，只到膝盖下方，走路时偶尔露出一截小腿，皮肤白得近乎透明。她的背影看起来很单薄，肩胛骨的形状隔着旗袍隐约可见，像蝴蝶收拢翅膀。
“我会处理。”他说。三个字，很轻，但他知道她听进去了。
“嗯。”她应着，头也没抬。笔尖终于落在纸上，开始写数字。她写字很快，但今天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，像是每个字都要斟酌半天。她记的是昨天的营业额，数字不大，扣除进货成本，利润薄得像纸。她算了一遍，又算了一遍，两遍结果不一样，她皱了下眉，拿出计算器重新按。
屋里一下子静下来。那种静不是安宁，是暴风雨前的那种闷，空气里像塞满了棉花，呼吸都不顺畅。风铃不动了，门口没有风，铜管垂着，一动不动，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。阳光移到了墙角，照出浮尘在空中慢慢游动，那些尘埃没有方向，飘到哪里算哪里。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，每一声都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小的鼓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她旁边。她的位置靠着窗，窗外的光打在她半张脸上，另一半隐在阴影里。他站在她右侧，低头就能看见她的睫毛，很长，微微上翘，没有刷睫毛膏，天生就是这样。她的鼻梁很挺，鼻尖有一颗极小的痣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。他以前从没这么近地看过她，或者说，从没这么仔细地看过她。
“刚才说的江边散步，还想去吗？”他问，声音放得很轻，像怕惊动一只落在花上的蝴蝶。
她眼皮都没抬，笔尖继续在账本上游走，写下“总计”两个字，然后在后面画了一条横线，等着填数字。她说：“你不是要陪你妈？”
语气平平的，没刺，但也不是刚才那个会笑出梨涡的人了。那种平淡比讽刺更让人难受，因为讽刺至少说明她在乎，而平淡——平淡像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
他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。他想说“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”，想说“我不会去相亲的”，想说“你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”。但那些话到了嘴边，全都变成了没有声音的气流。因为他知道，他不能一边说“我们一起走”，一边让母亲拖着他去相亲。他需要先解决母亲那边的事，而解决母亲那边的事，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。他的母亲不是那种可以讲道理的人，她的逻辑简单而粗暴：不结婚就是不负责任，不相亲就是不孝，不听话就是被女人迷了心窍。他要对抗的不是一个相亲安排，而是母亲三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世界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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