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见他不说话，合上了账本。合上的动作有点重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像是某种宣告。然后她站起身，把椅子推回桌下，椅子腿蹭过地面，发出刺耳的吱呀声。她没在意。
“我得去进货了，玫瑰快断货了。”她说，弯腰从柜台下面拎出一个帆布包，包是深蓝色的，洗得发白，上面印着某年某月某个花展的字样，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。她把手机、钱包、钥匙一一放进去，动作很快，像是在赶时间。
“我陪你去。”他说，往前走了一步。
“不用，路熟。”她抓起包，绕过他往外走。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闻到了她头发上的味道，不是香水，是洗发水，超市里最普通的那种，但混着她身上淡淡的花香，变成一种只有她才会有的气味。他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想去拉她的手腕，但手指只碰到了她的袖子，丝绸的触感从指尖滑过，然后她就走了过去。
“晚上回来再对账。”她说。声音从门口传来，已经带上了距离感。
门开了。风铃响了一下，铜管碰撞的声音在这个清晨听起来格外清脆，也格外冷。她走出去，背影挺直，脚步不急不慢，高跟鞋踩在水泥台阶上，笃、笃、笃，一声一声，很有节奏。她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停顿，就那么走了出去，穿过门口那几盆绣球花，绕过停在路边的自行车，走到街角，转弯，消失了。
风铃又响了一下，是门关上的时候带起的风。
齐砚舟站在原地，没追出去。他的脚像是钉在了地板上，动不了。不是因为不敢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追出去又能说什么呢？说“别走”？她已经走了。说“我会处理”？他已经说过了，而她用沉默告诉他，光是“说”是不够的。他需要做点什么，但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母亲还没到，他连跟她摊牌的对手都还没上场。
他走回柜台，拿起她刚才用过的笔。那是一支很普通的黑色水笔，笔帽上贴着一小段透明胶带，因为裂了一道缝，她用胶带缠了两圈，还能用。他把笔在指间转了两圈，然后放回原处。账本摊开着，最后一页有一行数字被反复涂改，三遍都不一样——第一遍写了“485”，涂掉；第二遍写了“473”，又涂掉；第三遍写了“491”，但后面又打了个问号。三个数字差距不大，但显然不是计算错误，而是心不在焉写的。她心里有事，笔尖就乱。他认识她这么久，知道她只有在烦躁的时候才会算错账。以前有一次，她弟弟打电话来要钱，她挂了电话以后把同一页账算了五遍，五个不同的结果，最后气得把计算器摔在地上。后来他把计算器捡起来，电池摔出来了，装回去还能用，但屏幕上有了一道裂痕。她现在还在用那个计算器，裂痕像一道闪电，劈在数字“8”的上面。
他合上本子，轻轻放回原处，本子的封面朝外，边角对齐桌沿，像她习惯的那样。
阳光穿过玻璃门，照在她常坐的那张椅子上。那是一把老式的木椅，椅背的漆磨掉了好几块，露出下面浅黄色的木头。坐垫是她自己缝的，碎花布，里面塞的是旧海绵，坐久了会塌下去一个坑，她起身以后要拍一拍才能恢复原状。现在那个坑还在，是她刚才坐出来的，浅浅的，像一个拥抱的痕迹。椅子空着。他看着那个空椅子，忽然觉得它像一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说不出来。
他坐下去。椅子的温度还没有完全散去，坐垫上还残留着她的体温，微微温热。他把手撑在额头上，手指插进头发里，闭了会儿眼。眼皮很沉，但不是困，是累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。他想起昨晚她睡在沙发上的样子，蜷缩着，像一只猫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嘴唇抿着，即使在梦里也没有完全放松。他在旁边看了她很久，想着等母亲这关过了，等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理清楚了，他就带她去江边，去看那片野花坡，去把那窝小橘猫抱回来，然后在花店后面的小院子里搭一个猫窝，冬天的时候猫会钻进屋里，趴在暖气片上打呼噜。他想过很多次那个画面，每一次都觉得近在咫尺，但每一次伸手去够，又发现中间隔着千山万水。
手机在兜里震动了一下。是医院系统推送的今日手术排班通知。他没看，也没拿出来。他不需要看就知道今天下午有一台胆囊切除，明天上午有一台阑尾，下午有个门诊。这些安排他倒背如流，像刻在骨头里一样。工作是他唯一能掌控的东西，手术台上，他是绝对的权威，每一刀下去都有依据，每一个决定都干净利落。但下了手术台，他就像一艘没了舵的船，被生活的浪推着走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。
门外有自行车铃铛响，叮铃铃，清脆而悠长。谁家孩子在喊奶奶，声音奶声奶气的，喊着“奶奶等等我”。脚步声啪嗒啪嗒，越来越近，又越来越远。街灯已经灭了，阳光铺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映出花店招牌的倒影，歪了一点。招牌是木质的，上面写着“晚秋花坊”四个字，字体是手写的，她自己的字，笔锋不算漂亮，但很干净，像她这个人。招牌的右下角有一小块漆皮翘起来了，风一吹就轻轻扇动，像一片不肯落下的叶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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