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五点半，天还没亮透。齐砚舟站在医院宿舍的洗手池前，对着镜子刮胡子。剃须刀是电动的，老款，充电一晚只能用两次，嗡嗡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卫生间里回荡，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蜜蜂。他抬起下巴，刀头贴着下颌线慢慢往上推，皮肤被震得微微发麻。镜子里的自己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青黑，昨晚几乎没睡——不是睡不着，是不敢睡。一闭眼就是那些画面：母亲的化验单、心脏的三维影像、狭窄的血管、手术台上的无影灯。它们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里转，转得他头晕，转得他心慌，转得他从床上坐起来三次，每次都是冷汗涔涔。
他关了剃须刀，用冷水洗了把脸。水很凉，凉得他打了个哆嗦，但也让他清醒了一些。他抬头看着镜子里的人，水珠顺着鼻梁往下淌，在下巴尖上聚成一颗，然后滴落在洗手池里，发出极轻的一声响。他盯着那颗水珠落下的轨迹，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洗脸的样子——她总是把毛巾拧得很干，然后用力地、认真地擦他的脸，从额头到下巴，从左耳到右耳，像是在擦一件珍贵的瓷器。他那时候觉得疼，觉得烦，觉得母亲的手粗糙得像砂纸。现在他想让那双手再擦一次他的脸，但他说不出口。他已经二十八岁了，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，不能对母亲说“妈，你帮我洗洗脸”。有些东西过了那个年纪就再也回不去了，就像他再也不能像十二岁那样，理直气壮地说“我以后当医生救你”。那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是满满的、笃定的、不容置疑的。现在他已经是医生了，但他发现自己救不了任何人——他救不了母亲的老去，救不了心脏的血管，救不了她和另一个女人之间那道越来越宽的裂缝。
他擦干脸，穿上白大褂。白大褂昨天刚洗过，还带着洗衣液的味道，淡淡的，有点像她身上那种栀子花的香味——不，不像，差很多。他只是闻到了洗衣液的味道就想起了她，就像某些歌听多了会条件反射地想起某个人一样。他把听诊器项链从衣领里掏出来，让它垂在锁骨上，银色的吊坠在晨光中闪了一下。他摸了摸它，冰凉的，凉的像她的指尖。
他走出宿舍楼的时候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。东方地平线上有一抹淡橘色的光，像一条细细的丝带，把灰蓝色的天空和深灰色的大地缝在一起。空气很凉，带着露水的湿气，他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白雾，很快就散了。街上没什么人，只有几个晨练的老人在远处慢跑，脚步声啪嗒啪嗒，像雨点打在树叶上。环卫工人正在扫街，竹扫帚刷过柏油路面，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，单调而规律，像一首催眠曲。他穿过马路，走向公交站，脚步比平时快，皮鞋踩在人行道上，笃笃笃笃，像打拍子。
他在公交站等了三分钟，车来了。他上了车，刷卡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上人不多，稀稀拉拉的，有几个赶早班的中年人，闭着眼打盹，头随着车身的晃动一点一点，像小鸡啄米。一个年轻女人在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还是能听见她在说“我知道了，我到了给你打电话”，语气不耐烦，像在应付一件不得不做的事。他看了她一眼，又移开目光，看向窗外。街道在倒退，熟悉的街景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帧一帧地掠过——早餐铺子、五金店、理发店、花店。花店的门还是关着的，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，像一个不肯见人的孩子。他盯着那扇门看了几秒，直到公交车拐了个弯，花店消失在视线之外。
他到车站的时候，离列车进站还有十分钟。
火车站的人不多，早班车的乘客三三两两地坐在候车大厅的塑料椅子上，有的在吃面包，有的在看手机，有的在打哈欠。广播里在播报列车到站信息，女声字正腔圆，但带着一点机械的冰冷，像一台会说话的机器。他站在出站口，双手插在兜里，目光在每一个走出来的乘客脸上扫过。他的心跳比平时快，不是紧张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——像站在手术台前，器械已经准备好了，病人已经麻醉了，就等他下刀了。他知道接下来这几天会发生什么，他知道母亲来了以后他会面对什么，他知道那场相亲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摆在面前。但他更知道，那颗炸弹的引线，现在被一个更紧迫的事情点燃了——母亲的心脏。
他看见她了。她从出站口走出来，提着一个旧布包，布包是深蓝色的，洗得发白，边角有些磨损，拉链头上系着一根红绳，方便拉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，外套是很多年前买的，款式已经过时了，但干净整洁，扣子一颗不少。头发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着，扎得很低，垂在脑后，有几缕白发从橡皮筋里逃出来，在风中轻轻飘。她远远就冲他挥手，动作很大，像一个在人群中寻找孩子的母亲——事实上她就是在寻找孩子，虽然这个孩子已经二十八岁了，一米七八的个子，穿着白大褂站在人群里，一点都不难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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