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会儿，齐母站起身。她站起来的时候手扶了一下桌沿，稳住身体，动作和岑晚秋刚才一模一样。“行吧，你们商量着来。我也不逼你们。”她说不逼的时候，语气里有一种“我其实很想逼但我知道不能逼”的克制。她收拾饭盒，把饭盒的盖子盖好，扣上两边的搭扣，搭扣扣上的时候发出咔咔两声，很脆。她拎起饭盒，临走前看了儿子一眼，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——有心疼，有无奈，有“你们好好的”的嘱托，也有“别让我等太久”的期待。“你们好好谈。”她说。这句话她说了很多次了，从他们谈恋爱到现在，每一次走的时候都会说。但这一次，这句话听起来不一样了，不是“你们好好谈感情”的意思，而是“你们好好谈这件事”的意思。
门关上后，屋里更静了。那种静不是没有声音的静，而是声音突然变少了的静——刚才还有三个人说话、三个人呼吸、三个人制造各种细碎的声响，现在只剩下两个人，那些声音一下子少了一半，空气里的声音密度降低了很多，像是有人把音量旋钮往左拧了两格。
齐砚舟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看见母亲下楼。她走得很慢，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，另一只手拎着饭盒。她的背挺得直，像一棵老树，树干笔直，但树皮上全是岁月的裂纹。她走到单元门口，站在那里，站了一会儿。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几缕，她抬手拢了拢，然后又放下。她看着小区里那些晨练的老人、上学的孩子、遛狗的中年人，看了一会儿，才慢慢走向小区大门。她的脚步比平时慢，每一步之间的距离比平时短，像是腿上绑了沙袋，又像是在等什么人从后面追上来叫她。
他转过身，岑晚秋还坐在桌边，碗里的汤一口没喝。那碗汤从滚烫到温热，从温热到凉，油膜从薄变厚，从透明变浑浊，表面浮着一些细小的气泡，是汤里的微生物在活动。她坐在那里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交叉在一起，拇指互相绕着圈，像是在绕一个永远绕不完的线。
他走过去，在她对面坐下。桌子的宽度大概是八十厘米，两个人坐在对面，中间隔着八十厘米的距离和两碗凉了的粥和一碗凉了的汤。他看着她的脸，她的睫毛垂着，眼睛看着桌面，桌面上有一小块水渍，大概是刚才盛汤的时候洒出来的，水渍已经干了，只在桌布上留下一圈浅浅的痕迹。
“妈今天……话说重了。”他说。他的声音不大，语气里有一种“我来承担责任”的意思，虽然那句话不是他说的，但说话的人是他妈，所以这责任他得扛。
她摇头，“没有，她只是急。”她说“急”的时候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不是笑，是那种“我理解她”的、带着一点苦涩的、像是在咽什么苦东西的表情。
“你不急就好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想什么时候要，我们就什么时候要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犹豫，像是这个决定早就做好了，只是等一个机会说出来。
她抬眼看他，眼神有点飘，像雾罩着的湖面，看不清湖底有什么。她的眼睛里有光，但那种光不是亮的，是暗的，像是湖面上反射的月光，冷冷的，远远的，摸不着。
“你不怕她失望？”她问。这个问题她不是第一次想了，从齐母第一次暗示“什么时候能抱孙子”的那天起，她就在想。每次齐母来，每次打电话，每次在街上看到别人家的孩子，齐母都会说一句“真可爱，什么时候咱们家也能有一个”。她每次都笑着应，说“快了快了”，但她心里知道，那个“快了”不是她真的觉得快了，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苦笑，“我更怕你不开心。”他说的“更怕”是真的更怕。他知道母亲的失望是暂时的，是可以用时间和一个孩子来弥补的。但她的不开心不一样，她的不开心是会生根的，会从一件小事长成一棵大树，树根会钻进她的骨头里，让她在每一个深夜都翻来覆去地想“我是不是做错了”。
她没再说话，只是慢慢把碗推到一边。碗在桌面上滑了大概十厘米，发出一个很轻的、像是叹息一样的声音，碗底和桌布摩擦，沙的一声。她起身去了书桌那边。
书桌在客厅的角落里，靠窗，桌面上堆满了东西——账本、发票、计算器、几支笔、一个缺了口的杯子。她坐下，翻开账本，账本是那种硬壳的牛皮纸封面的，里面的纸是淡黄色的，印着细密的格子。她一页页翻，笔尖在数字间划过，写得很认真，每一笔都很用力，像是在刻字。可他看得出，她根本没在看那些数字。她的眼睛盯着纸面，但目光是散的，没有焦点，像是穿透了纸面，看到了桌子底下，看到了地板下面的水泥，看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。
他仰靠进沙发，双手交叉放在脑后，望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白色的，中间有一盏吸顶灯，圆形的，灯罩是磨砂玻璃的，灯罩的边缘有一圈细细的灰尘。瓷砖接缝处有道细裂纹，从灯座开始，像一条干涸的河流，弯弯曲曲地延伸到墙角，在那里消失。他盯了一会儿，脑子里却全是刚才那顿饭——母亲说“早点生恢复快”时的语气，那种“我这是为你好”的笃定；岑晚秋说“我还没想好”时的平静，那种把所有的害怕和犹豫都压在平静下面的用力；还有他自己卡在中间的那种沉，像是有两块石头从两个方向压过来，把他夹在中间，喘不过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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