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轻哼一声，抱着纸袋走在前头，高跟鞋的声音比刚才轻快了一些。“那你是什么？巡查的监工？”她没有回头，但声音里带着笑意，那种笑意从声音的尾音里漏出来，像一颗从指缝里滑落的糖果。
“我是来接人的。”他跟上，两人并肩拐进旁边的小巷。风衣的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，有几次差点拂到她的旗袍下摆，但每次都在要碰到的时候停住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弹开了。
主路车多，喇叭声、引擎声、电动车的刹车声混在一起，像一锅沸腾的杂烩汤。他们惯常走的这条窄道在主路的后面，要经过一个写着“府西街”的老牌坊才能拐进去。巷子不宽，两边是七八十年代建的老楼，楼层不高，最高也就六层，外墙刷着那种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灰白色水刷石，表面粗糙，摸上去像砂纸。墙皮有些地方剥落了，露出下面红砖的本色，像一块一块的补丁。窗台上摆着各家的绿植，有养得好的，绿萝的藤蔓从三楼垂到二楼，像一道绿色的瀑布；有养得不好的，一盆芦荟已经干成了棕褐色，叶子像被火燎过一样卷着边，但主人还没扔，就那么放在那里，像是在等一个奇迹。
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拉在楼与楼之间，白色的床单、蓝色的衬衫、粉色的裙子、灰色的内裤，在晚风里轻轻摇晃，像一面面不同国家的旗帜。一架刚洗好的衣服还在滴着水，水珠从三楼的高度落下来，砸在地面上，溅起细小的水花，发出轻微的、持续的啪嗒声，像一场微型的、局部的雨。他们从那些晾衣绳下面经过的时候，齐砚舟侧了一下身，让挂在绳子上的一只袜子从他肩膀上擦过去，他偏了偏头，没碰到。
巷子尽头有孩子追逐的笑声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像一把碎银子撒在青石板上。一个穿红色T恤的小男孩从拐角处冲出来，差点撞到齐砚舟腿上，他身后跟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手里举着一个吹泡泡的塑料棒，一跑起来，一串肥皂泡从棒子里飘出来，在暮色里闪着七彩的光，飘了没多远就破了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两个孩子从他们身边跑过去，笑声在巷子里回荡了一下，然后拐进了另一条更窄的巷子，一晃就没了影，只剩下一串渐渐远去、越来越轻、最后完全消失的脚步声。
齐砚舟忽然开口，声音在巷子的回声里显得有些空：“今天手术室有个小护士，给病人量血压时把袖子卷反了。不是卷错了胳膊，是把袖子的里子翻到外面来了，就是那种——你知不知道，有些衬衫的袖口里面是另一种颜色的布？她就把那个里子翻出来，卷在病人的胳膊上，一边高一边低，左边的袖子卷到了肘关节以上，右边的只卷到手腕，两只胳膊的袖口高度差至少有五厘米。”他顿了顿，自己先笑了一下，“病人就问她了——那个病人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，姓赵，六十三岁，做了个胆囊切除，恢复得挺好的，精神头很足，躺在床上也不老实，老想爬起来看报纸。他看了一眼自己两只胳膊的袖口，又看了一眼小护士，问她——‘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搞平衡的？左高右低，是打算把高压往低压那边匀一匀？’”
岑晚秋噗嗤笑出声，眼角弯成了两道月牙，肩膀轻轻抖了一下，抱在怀里的纸袋差点歪了，她赶紧用手扶住。“这也行？”她说，声音因为笑而变得有些发紧，“中学老师都这么会说话吗？”
“可不是。”齐砚舟耸肩，风衣领子因为这个动作往上提了一下，又落回去。“小护士姓王，今年刚转正，脸皮薄得很，被病人这么一说，脸红得跟煮熟的螃蟹似的，站在床边话都说不出来。我说让她去演小品，她说要先考职称。我说你考你的职称，不耽误演小品，你要是上了春晚，我们整个科室的脸上都有光，以后查房之前先放一段你的小品热场。她说——‘齐主任你别逗我了，我血压都高了。’”
岑晚秋低头喝了一口糖水，纸袋里插着吸管，她咬住吸管吸了一小口，温热的液体顺着吸管往上走，经过吸管的细长通道，先到舌尖，再到舌根，再到喉咙，最后滑进食道。姜汁的辛辣和红糖的甜在嘴里搅在一起，雪梨被炖得软烂，入口即化，几乎不用嚼就在舌头上散开了。那股热流从喉咙一路滑下去，像一条温暖的小蛇在身体里蜿蜒爬行，经过的地方都暖了——先是食道，再是胃，再是五脏六腑，最后连指尖都暖了，暖得微微发胀。她低头又喝了一口，这次多吸了一些，让那股暖意在嘴里多停留了一会儿。
巷子很安静，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，而是所有声音都被拉长了、放缓了、变得柔和的安静。远处主路的车流声还在，但隔了几堵墙几排楼，传到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持续的、低沉的、像山间溪流一样的嗡嗡声，不刺耳，反而让人觉得踏实。头顶有鸟归巢的声音，叽叽喳喳的，像是开一场晚间的例会，讨论今天在哪里找到了什么吃的、哪棵树的虫最多、哪片屋檐下适合搭窝。脚步声是两个人唯一的伴奏——她的高跟鞋踩在湿砖上发出清脆的笃笃声，他的皮鞋踩在同样的砖上发出更沉更闷的咚咚声，两种声音交替着，像一首节奏稳定的二重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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