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以后早上都这么吃？”齐砚舟咬了一口烧麦，含混地问。他的嘴里还嚼着东西，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闷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但每个字还是能听清楚的。他咬烧麦的方式很特别，不是从边上咬，而是从顶端一口咬下去，先把那截橙红色的虾仁咬掉，再吃剩下的部分。这个顺序他从第一次吃烧麦就养成了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像一个小小的、固执的、没有任何道理但就是不肯改的习惯。
“你想天天有人管饭？”岑晚秋夹走他盘子里最后一块萝卜糕。她的筷子伸过去的速度很快，快到齐砚舟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那块萝卜糕就已经到了她的碗里了。她夹萝卜糕的方式也很特别，不是从上面夹，而是从侧面插进去，像用铲子铲东西一样，把整块萝卜糕从盘子里“铲”起来，稳稳地送到自己的碗里，一点汤汁都没洒。
“我是说，”齐砚舟咽下去，一脸正经地放下筷子，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，摆出一个“我要说正经事了”的姿势，“咱们仨能一直这样坐着吃饭？”他问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是认真的，但认真里带着一点不确定，像是在问一件他很想知道答案但答案又不在他可控范围内的事情。他的目光从齐母的脸上移到岑晚秋的脸上，又从岑晚秋的脸上移回齐母的脸上，像在等一个回答，不是一个人回答就够了，而是要两个人都回答。
齐母低头吹粥，嘴唇对着碗沿，轻轻地、持续地吹着气，粥的表面被她吹出一圈一圈的涟漪，从中心向外扩散，碰到碗壁又折返回来，形成复杂的波纹图案。她没有接话，没有抬头，也没有给出任何表情，但她的嘴角有一个极小的、几乎看不出来的变化——不是往上翘，也不是往下撇，而是绷紧了，像是在用力忍住什么。她不是不想回答，是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“能”这个字太肯定了，像是她在给一个自己不确定的未来打包票；“不能”这个字太悲观了，像是她在主动放弃一个她明明很想要的东西。所以她选择了沉默，让粥的热气模糊她的脸，让碗的深度藏起她的表情。
岑晚秋用筷子尖在桌上画了个圈，筷子尖是竹制的，在木纹桌面上画过的时候没有声音，但留下了一道看不见的、只有她自己知道存在的痕迹。她画圈的动作很慢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像是某种古老的、无声的仪式。画完第三圈，她轻轻点了点头，点头的幅度很小，小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，但齐砚舟坐在她对面，看到了。齐母虽然没有抬头，但她从碗沿上方露出的那一小片视野里，也看到了。
饭后收拾碗筷，齐母去阳台收晾干的小衣服。她走路的步子比平时慢，不是因为腿疼，而是因为她在想事情。她在想那个点头，那个很轻的、幅度很小的、但很确定的点头。那个点头不是对她的问题的回答，她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明确地问出来，但它回答了另一件事——她愿意留在这里，她愿意每天早上都这样坐着吃饭，她愿意把“以后”这个词从“我”的单数变成“我们”的复数。
阳台上，晾衣绳上的小衣服已经干透了。虎头帽干得最早，帽子里的棉衬还是有些潮，她把帽子翻过来，让衬里朝外，重新挂上。小马甲干得很好，布料被晒得有些发硬，她用手揉了揉，揉软了，叠起来放在旁边的凳子上。连体衣的袖子还没完全干，袖口的地方还是湿的，她用手捏了捏，把水挤出来一些，又把衣服换了个方向挂，让袖口朝着太阳。小肚兜是最小的一件，大红色，正面绣着一只金色的老虎，老虎的眼睛是两颗黑色的小珠子，缝得很紧，她拉了拉，拉不动。她把小肚兜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检查了每一处针脚，确认了没有一个线头是松的、没有一颗扣子是摇的、没有一块布是薄的，才把它叠好，放在叠好的那摞衣服的最上面。
岑晚秋在客厅里擦餐桌。她擦桌子的方法跟齐母不一样，齐母擦桌子是从左到右，一行一行地擦，像犁地一样，覆盖整张桌面，不留下任何死角。她擦桌子是从中心开始，一圈一圈地往外擦，像一个不断扩大的圆，越擦越大，从中心到边缘，最后收在桌沿。她擦到第三圈的时候，忽然抬起头，目光落在了客厅墙上那个老相框上。那个相框是深棕色的，木头边框，边角有些磨损，露出了里面浅色的木料。相框里是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年轻的齐母，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穿着一件碎花裙子，头发披在肩上，比现在浓密很多，黑很多。她抱着襁褓中的齐砚舟，襁褓是浅蓝色的，包裹得很紧，只露出一张小小的、皱巴巴的、还不太像一个人的脸。男人站在旁边，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，袖子卷到小臂，一只手搭在齐母的肩上，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，笑得拘谨，嘴唇抿着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像是不知道该笑多大才合适，既不想显得太高兴，又忍不住高兴。那是她第一次见齐父的照片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拍了这张照片不久，齐父就生病了，病了很久，在她还没来得及再拍一张全家福的时候，就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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