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初的燥热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紧紧攥住了梁山镇的每一寸空气。
中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，终于翻到了刺目的“30”。
胜利的喜悦在李娟脸上停留了不到三天，便被一种日益加深的忧虑所取代。
她的眉头重新锁紧，夜晚躺在床上，耳边不再是老人们讲述的故事，而是那块倒计时牌翻页时，发出的“啪嗒”声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敲打着她紧绷的神经。
连续三个晚上，李娟都在凌晨三点准时惊醒，再也无法入眠。
宿舍里一片死寂，只有窗外不知名的夏虫在不知疲倦地嘶鸣。
她索性摸黑爬起来，点上一截蜡烛，借着豆大的火光，摊开一张张模拟试卷。
汗水顺着额角滑落，滴在纸上，洇开一小片模糊的印记。
她成了与黑夜赛跑的人，用一道道数学题和古文默写，试图填满内心的空洞与恐惧。
又一个凌晨，在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时，她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思路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。
烦躁中，钢笔尖用力一划，竟在粗糙的草稿纸上撕开一道口子，发出刺耳的“嘶啦”声。
这声音仿佛一道引信，瞬间点燃了她积压已久的情绪。
她猛地合上练习册，像逃避什么似的，翻开了那本被她摩挲得起了毛边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在字典扉页的空白处，她用钢笔一笔一划，用力地写下一行字：“距北京车票还有2876元。”
这是她偷偷去镇上邮局问来的硬卧票价，乘以三，是她和父母去首都的全部开销。
这个数字像一座山，沉甸甸地压在她心上。
写完，她盯着那串冰冷的数字，鼻尖一酸，蓄积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决堤，大颗大颗地砸在纸页上，将“北京”两个字洇成了一团模糊的墨迹。
她不再是那个冷静自信的学霸，只是一个在梦想与现实的夹缝中，被压得喘不过气的、十六岁的农村女孩。
第二天课间，陈景明看到李娟红肿的眼睛时，什么也没问。
他只是趁着上课铃响前的混乱，将一封皱巴巴的信，悄悄塞进了李娟的课桌抽屉里。
信封是工地上最常见的那种牛皮纸信封，上面沾着几点油渍。
李娟犹豫着打开，是王强的笔迹，歪歪扭扭，却力道十足。
“……娟儿，景明，俺在这边挺好，就是累。白天搬砖，晚上跟师傅学看图纸。工头说俺有悟性，学得快。俺攒了点钱，报了个夜校，想把初中课本捡起来。你们别笑话俺。景明说的对，在哪儿不能学？等你们考上大学，俺就去首都看你们，到时候俺也是有文化的人了……”
李娟把信纸翻过来，背面是一幅用圆珠笔画的画。
一栋歪歪扭扭、不成比例的摩天大楼，直插云霄，旁边用方框字写着：“王强建筑公司·总部深圳”。
那幼稚的笔触和冲天的野心，形成一种滑稽而心酸的对比，看得李娟又想哭又想笑。
她抬起头，看向窗边陈景明的背影。
他正望着窗外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但李娟知道，这封信是他无声的安慰。
王强在用他的方式奋斗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上，同样挥汗如雨。
他们三个人，像三棵从同一片麦田里长出的苗，被风吹向了不同的方向，却依然用看不见的根系，彼此支撑。
那一刻，李娟心中的那座名为“2876元”的大山，似乎松动了些许。
中考前夜，陈景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。
他要办一场“自己的毕业礼”。
“这不是告别，”他找到李娟，目光坚定地解释，“这是告诉他们，也告诉我们自己：有些人，有些事，课本从没教过，毕业证上不会有名字，但我们记得。”
地点就定在村口那棵见证了他们童年的老槐树下。
他请李娟设计请柬——用学校里打印剩下的复印纸，裁成一张张小小的卡片。
正面，李娟用铅笔精心手绘了一束低垂的麦穗，饱满而谦卑。
背面，她用清秀的字迹，抄录了当年他们在“无钟教室”立下的誓词残句：“……哪怕天塌地陷，麦浪翻滚……”
邀请的对象，不只是还在学校的三十多个毕业班同学。
陈景明骑着他那辆吱嘎作响的二八大杠，跑遍了整个村子。
他把请柬送到了刘建国老师的岳父家，请他务必转交；他托在镇政府打杂的远房亲戚，设法将一张请柬放在了孙主任的办公桌上；他甚至亲自将一张请柬，塞进了周德海家的门缝里。
仪式当晚，月光如洗，将老槐树巨大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
没有桌椅，没有主席台。
二十多个同学，还有一些闻讯而来的村民，陆陆续续地到了。
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陈景明事先准备好的红蜡烛，在夜风中，点点烛火汇成一片温暖的星河。
陈景明站在老槐树前，月光照亮他年轻而肃穆的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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