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声音不高,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。人群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,慢慢排成了一条不算整齐但总算有了秩序的长龙,从作协门口一直蜿蜒到旁边的梧桐树下。
许愿就在作协门口那张不知谁搬出来的旧办公桌前坐了下来。李同志赶紧递上一支灌满蓝黑墨水的英雄牌钢笔。签售开始了。
“您叫什么名字?”
“李爱国。”
许愿在《牧马人》的扉页上工整写下:“赠李爱国同志指正 许愿 1980年春于南京”。
“谢谢!谢谢许老师!”叫李爱国的中年工人捧着书,激动得满脸通红,连连鞠躬。
“许愿老师,能写‘送给热爱文学的王晓玲’吗?”一个扎着马尾辫、戴着眼镜的姑娘递上《钟鼓楼》,声音紧张得发颤。
“当然。”许愿写下赠言,抬头对姑娘温和一笑。姑娘的脸瞬间红透,抱着书飞快地跑开了。
“许老师,您写的许三观…太苦了…我看得哭了好几场…”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递上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眼眶还红着。
“谢谢您,生活本身…有苦也有光。”许愿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,心中感慨万千。
一本本承载着读者热爱的书递过来,一个个不同的名字,一句句简单却真挚的话语。钢笔在扉页上沙沙作响,蓝黑色的墨迹在纸页上晕开、凝固。从午后阳光炽烈,签到夕阳西沉,梧桐树影被拉得老长。许愿的手腕渐渐发酸,手指被钢笔硌出了红印,但他没有停下。他感受到那份穿越文字、直达心灵的连接,那份在这个精神食粮相对匮乏的年代,人们对文学近乎虔诚的渴望。这份渴望,比任何荣誉都更让他感到创作的重量。
当最后一位读者——一个穿着高中校服、拿着《三体》的男生,心满意足地离开时,天边只剩下一抹暗红的晚霞。作协门口终于恢复了宁静,只留下满地凌乱的脚印和几张被踩皱的废纸。
李同志看着许愿疲惫却平静的脸,又是敬佩又是歉意:“许老师,您受累了!真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……快,快请进!我们安排了便饭,然后送您去招待所休息!”
在作协简陋的小食堂草草吃了顿便餐——青菜炒肉片、西红柿鸡蛋汤、白米饭——味道寡淡,许愿却吃得格外踏实。饭后,还是那辆212吉普车,载着许愿穿过华灯初上的南京城。
车子停在一条安静街道旁的一栋五层灰砖楼前。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:“国营南京第三招待所”。走进略显昏暗的大厅,一股混合着消毒水、旧地毯和饭菜余味的特有气息扑面而来。水泥地面拖得发亮,墙上挂着服务公约和价目表,高高的柜台后面,坐着一位表情严肃、穿着洗得发白蓝布罩衫的中年女服务员。
李同志麻利地办好了入住手续,领了一把拴着大木牌的钥匙。“许老师,您的房间在306,三楼,向阳,安静。”他引着许愿走上狭窄的水磨石楼梯,楼梯扶手是冰冷的铁管。
推开306的房门,一股久未通风的、带着淡淡霉味的空气涌出。房间不大,约莫十平米。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木板床占据了大半空间,床头刷着斑驳的绿漆。一张旧三屉桌,一把靠背椅,一个掉了漆的木头脸盆架,上面放着一个白底红花的搪瓷脸盆。墙角立着一个竹壳暖水瓶。唯一的装饰是墙上贴着的一张风景画——烟波浩渺的玄武湖。窗户很大,但玻璃蒙着厚厚的灰尘,窗外是招待所的后院,黑霉霉的,隐约能看见几棵树的轮廓。
“条件简陋些,许老师您多担待。”李同志有些不好意思,“热水房在走廊尽头,厕所在楼梯口。您先休息,明天上午九点,我准时来接您去作协座谈。”
送走李同志,关上房门,世界瞬间安静下来。旅途的疲惫、签名的亢奋、被无数目光聚焦的紧张感,如同退潮般缓缓褪去。许愿走到窗边,推开蒙尘的窗户。初春夜晚微凉的空气涌入,带着南京特有的湿润和草木萌发的清新气息,冲淡了室内的沉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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