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。人群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，慢慢排成了一条不算整齐但总算有了秩序的长龙，从作协门口一直蜿蜒到旁边的梧桐树下。
许愿就在作协门口那张不知谁搬出来的旧办公桌前坐了下来。李同志赶紧递上一支灌满蓝黑墨水的英雄牌钢笔。签售开始了。
“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李爱国。”
许愿在《牧马人》的扉页上工整写下：“赠李爱国同志指正 许愿 1980年春于南京”。
“谢谢！谢谢许老师！”叫李爱国的中年工人捧着书，激动得满脸通红，连连鞠躬。
“许愿老师，能写‘送给热爱文学的王晓玲’吗？”一个扎着马尾辫、戴着眼镜的姑娘递上《钟鼓楼》，声音紧张得发颤。
“当然。”许愿写下赠言，抬头对姑娘温和一笑。姑娘的脸瞬间红透，抱着书飞快地跑开了。
“许老师，您写的许三观…太苦了…我看得哭了好几场…”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递上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眼眶还红着。
“谢谢您，生活本身…有苦也有光。”许愿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一本本承载着读者热爱的书递过来，一个个不同的名字，一句句简单却真挚的话语。钢笔在扉页上沙沙作响，蓝黑色的墨迹在纸页上晕开、凝固。从午后阳光炽烈，签到夕阳西沉，梧桐树影被拉得老长。许愿的手腕渐渐发酸，手指被钢笔硌出了红印，但他没有停下。他感受到那份穿越文字、直达心灵的连接，那份在这个精神食粮相对匮乏的年代，人们对文学近乎虔诚的渴望。这份渴望，比任何荣誉都更让他感到创作的重量。
当最后一位读者——一个穿着高中校服、拿着《三体》的男生，心满意足地离开时，天边只剩下一抹暗红的晚霞。作协门口终于恢复了宁静，只留下满地凌乱的脚印和几张被踩皱的废纸。
李同志看着许愿疲惫却平静的脸，又是敬佩又是歉意：“许老师，您受累了！真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……快，快请进！我们安排了便饭，然后送您去招待所休息！”
在作协简陋的小食堂草草吃了顿便餐——青菜炒肉片、西红柿鸡蛋汤、白米饭——味道寡淡，许愿却吃得格外踏实。饭后，还是那辆212吉普车，载着许愿穿过华灯初上的南京城。
车子停在一条安静街道旁的一栋五层灰砖楼前。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：“国营南京第三招待所”。走进略显昏暗的大厅，一股混合着消毒水、旧地毯和饭菜余味的特有气息扑面而来。水泥地面拖得发亮，墙上挂着服务公约和价目表，高高的柜台后面，坐着一位表情严肃、穿着洗得发白蓝布罩衫的中年女服务员。
李同志麻利地办好了入住手续，领了一把拴着大木牌的钥匙。“许老师，您的房间在306，三楼，向阳，安静。”他引着许愿走上狭窄的水磨石楼梯，楼梯扶手是冰冷的铁管。
推开306的房门，一股久未通风的、带着淡淡霉味的空气涌出。房间不大，约莫十平米。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木板床占据了大半空间，床头刷着斑驳的绿漆。一张旧三屉桌，一把靠背椅，一个掉了漆的木头脸盆架，上面放着一个白底红花的搪瓷脸盆。墙角立着一个竹壳暖水瓶。唯一的装饰是墙上贴着的一张风景画——烟波浩渺的玄武湖。窗户很大，但玻璃蒙着厚厚的灰尘，窗外是招待所的后院，黑霉霉的，隐约能看见几棵树的轮廓。
“条件简陋些，许老师您多担待。”李同志有些不好意思，“热水房在走廊尽头，厕所在楼梯口。您先休息，明天上午九点，我准时来接您去作协座谈。”
送走李同志，关上房门，世界瞬间安静下来。旅途的疲惫、签名的亢奋、被无数目光聚焦的紧张感，如同退潮般缓缓褪去。许愿走到窗边，推开蒙尘的窗户。初春夜晚微凉的空气涌入，带着南京特有的湿润和草木萌发的清新气息，冲淡了室内的沉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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