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元年五月初四卯时，陕西澄城县衙后院，晨光熹微，露水浸润着庭院角落几株倔强的番薯藤叶。正堂内，烛火通明。即将卸任的知县周显谟，正与继任者——一位年约四旬、面容精干的官员，伏案于堆积如山的文书前。空气里弥漫着墨香与新旧交替的凝重。
“这一页，”周显谟的声音低沉而清晰，布满薄茧的食指划过《澄城农桑册》上密密麻麻的记录，最终停在用朱砂圈出的几行字上，“记的是去岁冬，第一批流民落户后，领了薯种，开垦城西盐碱地，共一千二百户。今春回报，亩产稳定在三十石上下，远超黍麦。”他指尖微顿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，“澄城能有今日局面，‘天启仙根’居功至伟。”
继任者凝神细看，频频点头，眼中流露出钦佩与压力。
周显谟又翻过几页，指向另一处朱批：“这是《番薯耐旱栽培法》的试行记录，结合本地沙土、少雨的特点做了些调整。”他从案头拿起一本薄薄的、墨迹犹新的手抄本，郑重递过去，“这是我亲手抄录的副本，里面还附了张图。”他展开一张绘在麻纸上的“盐碱地改良示意图”，线条虽简朴，却清晰标注了开沟排碱、深翻掺沙、施用草木灰等关键步骤。“归德府刚遭了水患，涝后土质恐有板结、返盐之虞。这套法子，澄城淌过路，或许能帮你们少走些弯路，早些让那‘仙根’在归德扎下根来。”
继任者双手接过，如获至宝：“周大人心系农桑，泽被后任，下官感激不尽！定当谨守澄城基业，不负大人心血！”
此时，两名亲信抬着一个沉重的防潮木箱进来，轻轻放下。箱盖上贴着醒目的红纸标签：“澄城优选·耐涝品种壹号”。周显谟起身，亲自打开箱盖。里面是用干草和棉絮精心分隔包裹的、个个饱满紫红的番薯块茎，散发着泥土与生命的气息。他拿起一个掂了掂，又仔细检查了包裹的厚实程度。
“这样的箱子，一共二十个。”周显谟合上箱盖，语气严肃地叮嘱亲信，“路上务必小心，车马需稳，用厚棉絮裹紧箱体，防潮防压！到了归德府衙，第一时间开箱，选干燥通风处，摊开晾晒三日，散尽湿气，方可下种！记住，一颗薯种，便是秋后几十石粮，马虎不得！”
亲信肃然领命：“大人放心，小的们定当性命相护！”
交代完毕，周显谟的目光落回案头那份摊开的吏部调令文书上。“调河南归德府通判，掌农桑，三年轮换”的字样，在烛光下格外刺眼。他沉默片刻，对着继任者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，那叹息里混杂着功业未竟的遗憾与洞悉世事的无奈：“陛下此番调我去归德，一半，是因澄城这番薯种得好，想让我把这‘仙根’也种到黄泛区去；另一半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，“怕是因为‘外戚’二字。周妃在宫里有了身孕，按祖制，我这做爹的，便不宜再在陕西这等近畿要地掌印了。避嫌罢了。”
他拍了拍继任者的肩膀，眼神诚挚：“你守好澄城这摊子，把番薯种得更好，让更多的流民有地种、有饭吃，比给我摆什么饯行宴、送什么程仪都实在得多！澄城，就托付给你了。” 说完，他不再看那吏部文书，转身大步走向门外等候的车马，背影在晨光中透着一种卸下重担又肩负新责的复杂况味。
辰时的太和殿东暖阁内，檀香清幽。朱由校刚批完几份急奏，东林党魁、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便手持一份奏疏，肃容入内。
“臣高攀龙，有本启奏陛下。”高攀龙声音清朗，双手将奏疏高举过顶。王安上前接过，呈于御案。
朱由校展开，正是那份《洪武祖制考》。高攀龙引经据典，文辞铿锵：“…臣稽考洪武旧制，有‘后妃之父兄子弟，毋任原籍及邻境要职’之明训！今周妃身怀龙裔，其父周显谟官居陕西澄城知县，虽为下僚，然澄城流官不可久任，更兼农桑重地，周妃有孕在身，外戚之嫌不可不避！为杜流言，彰陛下圣德，臣伏请陛下，速调周显谟离陕，迁转他省闲职，以全祖制，安人心！”
奏疏条理清晰，字字紧扣“祖制”与“避嫌”。暖阁内一片寂静，户部侍郎侍立一旁，屏息凝神。
朱由校目光在奏疏上缓缓移动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片刻，他提起朱笔，饱蘸浓墨，在那份措辞严谨的奏疏末尾，落下了笔力千钧的批语：
“周显谟功在农桑，澄城流民得安，薯粮丰产，此乃实绩，非因女贵！然祖宗成法，朕亦当恪守。着调周显谟为河南归德府通判，专司农桑水利，不涉地方军政刑名！三年为期，期满轮换！”
批罢，朱笔搁置。他并未看高攀龙，而是直接转向王安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：“传旨户部：即刻拨付库银两千两，专款发往归德府衙。此款专用于番薯试种推广，由归德府通判周显谟全权调度支配！若有挪用、克扣，户部与归德知府同罪论处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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