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丰九年二月某日，孙鼎臣（芝房）将父母合葬于赤江祖坟。此前他曾托友人曾国藩为父亲撰写墓表。曾国藩因事务耽搁未能及时动笔，不料芝房竟不幸离世。当初孙葆恬以朴实的学问和虚怀若谷的胸襟未能尽展抱负，士林为之惋惜。后来颐臣、观臣两位才子英年早逝，更添痛惜。至于芝房秉承父训，在朝为官风骨凛然，着述严谨近乎古人风范，却又因忧患去世，令人倍加痛惜。无论君子小人，相识与否，都为之同声哀悼。
所谓天道究竟是什么呢？那高高在上的天意，与人世截然不同，它的好恶本应与人大相径庭，所以不可追问吗？还是说善恶报应需要时间，要等待很久才能最终显现呢？像孙君这样积德行善、教子有方，培养出芝房这样卓尔不群的人才，却仍未能显达，那么将来所谓的最终报应，又怎能保证尽如人意，福泽永续呢？于是将这些疑问刻在石碑上，立在墓道旁，以待后世明察天道之人来验证。
毕君殉难碑记
自湘军兴起以来，忠武公塔齐布最初以勇猛闻名天下。那些剽悍的楚地士兵，都甘愿臣服于塔公，同时也对云南的毕君赞不绝口。塔公每次临敌作战，总是背负火枪、挟带弓箭，又命两名士兵手持长矛、牵着马缰随行，他随身携带的兵器共有四样；毕君每次临敌作战，则背负火枪、腰挎五十支箭，又命士兵手持蛇矛、提着八尺长刀跟随，他随身携带的兵器也是四样。塔公策马飞驰时，若见有人追随，就会回身挥鞭驱赶；毕君则怒马直冲敌阵，并告诫部下“不得擅自跟随”，而旁人也不敢轻易追随。
毕君名金科，字应侯，是云南临沅人。因征讨开化苗匪有功，被授予蓝翎外委官职，代理临沅镇标外委。咸丰四年，随副将王国才赴湖北军营，在天门丁司桥击败贼军，因功累升至花翎都司。同年十一月，曾国藩下令命他随塔齐布围攻九江。次年正月，贼军进犯武昌，王国才率军回援湖北，毕君便被留在塔齐布麾下。后来塔齐布去世，毕金科以骁勇善战成为九江诸军之冠。
太平军首领石达开进犯江西时，接连攻陷瑞州、临江等八府数十州县。毕金科所到之处，常常冲锋陷阵取得胜利。但随后因受其他部队牵累而失利，最终未能单独记录他的战功。他从九江奉命南下，于咸丰五年十二月在樟树镇击败敌军。次年二月，军队战败，樟树镇失守。从南昌向东进军，于咸丰六年五月在饶州章田渡大破敌军。六月，饶州府城陷落，又被敌军占领。
毕金科因屡次被友军拖累而深感痛心，更加发愤图强，招募敢死队攻入饶州，向将士们立誓道：“今日登岸破敌，若不取胜，我誓不回船！”全军一鼓作气，成功收复府城。饶州百姓无论男女老幼，无论是否亲眼目睹，都交口称赞这是毕君的功劳。朝廷因此赏赐他“呼尔察巴图鲁”的勇号，补授临沅镇都司，升任游击将军。他的名声一时大振。然而嫉妒他的人日益加深，不断散布谣言中伤，轮番诋毁他的名声。毕君率领千余士兵驻守四面受敌的要地，军饷却迟迟不到；又愤恨那些嫉妒者地位反在自己之上，常常深夜抑郁难平，总想建立奇功来证明自己。
正值徽州、池州的太平军大举进犯，时值岁末，将士们面带饥色。当地官员对毕金科说，若能攻下景德镇，军粮就有指望了。正月初二，毕君率部出征，初四日突然进攻景德镇。进入镇内，却发现空无一人。他另率十名士兵到后街搜剿，突然伏兵四起，随行士兵七人阵亡，三人负伤。毕君挥刀力战，踏着血路突围。最终在王家洲被敌军用火枪围攻，壮烈牺牲，年仅二十五岁。
十八天后，先前负伤的三名士兵找回了毕君的遗体。又过了三年，咸丰九年，我的弟弟曾国荃率军攻克景德镇，在毕君殉难处凭吊。然而这位壮士早已牺牲。功名成败，既关乎天命，也关乎人事，岂是仅凭个人努力就能决定的？于是我们采石立碑以纪念他的事迹，并刻下铭文，让过往行人传颂，使饶州百姓永远铭记。铭文写道：
横目蚩蚩，同出一冶。
（世人皆如铁匠炉中锻造出的器物般平凡。）
众雌无雄，谁是健者？
（众人平庸，谁才是真正的英雄？）
塔公首出，次乃毕君：
（塔齐布首当其冲，其次便是毕君：）
躯干虽小，陈安之伦；
（他虽身材矮小，却如西晋猛将陈安般骁勇；）
匹马斫阵，万夫莫当。
（单枪匹马冲入敌阵，万夫莫敌。）
人心之贼，一矢或伤。
（但人心的险恶，有时比箭矢更伤人。）
内畏娼嫉，外逼强寇。
（在内要忍受同僚的嫉妒排挤，在外要面对强敌的压迫。）
进退靡依，忍尤丛诟。
（进退两难，只能忍辱负重。）
郁极思伸，矫首舐天。
（抑郁至极时仰望苍天，渴望一展抱负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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