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今日不卖。”他说。
声音不大，但很硬，像一块石头扔在地上，不碎，但响。
陈无戈看着他。没说话，没动，甚至没眨眼。
“为何？”他问。声音和刚才一样，不高不低，不紧不慢。不是质问，不是抱怨，只是想知道原因。像一个在路口被拦住的人，不问“凭什么”，只问“为什么”。
掌柜沉默了一息。他在想怎么回答。不能说“我不想卖给你”，那太直接，太伤人，而且传出去对生意不好。不能编一个太假的理由，他一眼就能看穿。必须找一个听起来合理的、站得住脚的、但又足够模糊的理由。
“这药，得留给该用的人。”掌柜说。
他把银袋推回来。用指尖推的，只碰了袋子的一角，像在推一个烫手的东西。银袋在柜台上滑了一小段，停在他面前，袋口的麻绳松了，露出一粒碎银，在晨光中闪了一下。
“你手里沾的东西，我不收。”
掌柜说完这句话，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，落在别处——落在柜台上的铜板上，落在他自己的手上，落在墙上挂着的药匾上。就是不看他。好像多看他一眼，自己也会被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
陈无戈没争。
不是不想争，是不能争。争了就会吵，吵了就会引来更多人，引来更多人就会有人认出他，有人认出他就会有人报官，有人报官他就会陷入更大的麻烦。这不是一个药铺掌柜和一个顾客之间的小争执，这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。
他没问“我手里沾了什么”。他知道答案。答案在街角茶棚里，在酒肆说书人的嘴里，在官府贴在墙上的通缉令上。答案是一个他从未做过的事情，一个他从未犯下的罪行，一个他从未伤害过的人。
他没解释。解释没有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时候，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什么。而人们相信什么，不取决于事实，取决于谁在说话、谁在传话、谁在重复。
他没说“你误会了”。没用的。
他没说“我不是那个人”。更没用的。
他只是收回手，把银袋从柜台上拿起来，攥在手里。袋口的麻绳松了，他用手指捻了捻，重新扎紧。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
转身就走。
没有回头，没有停顿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他的背影在药铺门口的光线中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，轮廓清晰，边缘锋利，像一把被阳光照亮的刀。
阿烬站在门口。
她没进去。她从门槛外看到了整个过程——掌柜抬头、眼神变化、推回银袋、说出那句话。她的耳朵很灵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她的眼睛也很尖，掌柜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她都看在眼里。
她想说什么。
她的嘴张开了一条缝，舌尖抵住上牙，气流已经准备好了。她想说“你凭什么不卖给我们”，想说“我们又不是不给钱”，想说“你知道什么”。她的声音已经挤到了喉咙口，只差一点就能冲出来。
但他轻轻一拉，带出了门。
他的右手按在她肩上，力道很轻，但很稳。五根手指张开，掌心贴着她的肩头，隔着薄薄的布料，她能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——不热，不冷，刚刚好，像一杯放了太久的温水。
他的手在她肩上停了一息，然后松开。
没有解释，没有安慰，没有“没事的”或者“别在意”。只是轻轻一拉，然后松手。他知道她不需要那些话。她需要的不是被安慰，而是被确认——确认他没有被击倒，确认他还在往前走，确认他们还有路可走。
她跟着他出来了。
街上人多了起来。
太阳升高了一些，从屋脊上完全爬了出来，把整个街市照得亮堂堂的。阳光不再是一道一道的光柱，而是铺天盖地的、无处不在的明亮，照在每个人的脸上、身上、手上，照在每块青石板、每面土墙、每片瓦上。影子变短了，缩在脚边，像一团团黑色的水渍。
布庄门口，一个妇人正抱着孩子往里退。
妇人的脸很白，不是那种健康的、红润的白，而是一种受了惊吓的、失血的白。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瞳孔收缩，嘴唇微微发抖。怀里的孩子大概一两岁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咿咿呀呀地叫着，小手在空中乱抓。
她看到了陈无戈。
她不知道他是谁，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但她看到了他的黑衣、他的断刀、他左臂上的疤痕。这些特征和官府贴在城墙上的通缉令一模一样。她在买菜的路上看过那张通缉令，当时还和旁边的人议论了几句，说“这种人应该千刀万剐”。她没想到，这么快就在街上遇到了。
她本能地往后退。
退得很急，脚跟磕在门槛上，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她稳住身体，侧身挤进门里，然后反手把门板关上。“砰”的一声，门板合拢，门闩落下，发出“咔”的一声脆响。
门板上贴着一幅门神画，是秦叔宝和尉迟恭，一个持锏，一个执鞭，瞪着眼睛，威风凛凛。门神看着街上的陈无戈，好像在说：你过不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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