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手指移向东南沿海：
“崇祯六年，荷兰舰队偷袭厦门，焚毁郑芝龙战船十余艘。郑芝龙集合作战舰船一百五十余艘，在料罗湾与荷兰舰队决战。”
“荷兰舰队有十一艘主力战列舰，每艘载炮六十至八十门，配备最先进的燧发枪和爆破弹。另有海盗刘香等部战船五十余艘助战。”
“郑芝龙的战船呢？大部分是商船改装的，火炮多为旧式佛郎机，射程、射速都不及荷兰炮。他有什么？他有数量优势，有地利优势，有一支长期与荷兰人、海盗周旋、实战经验极其丰富的队伍。”
“料罗湾海战打了整整一天。郑芝龙的火船战术大获全胜，焚毁荷兰主力战船五艘，俘获一艘，击沉小船无数。荷兰舰队伤亡过半，残部狼狈逃往台湾。”
李健顿了顿，声音低沉：
“这是中国与西方殖民者最大规模的海战，明军全胜。”
议事厅内没有人说话，但所有人的眼中都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。那是自豪，是震撼，也是困惑。
——我们明明一直在赢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
李健仿佛听到了他们心中的疑问，缓缓说：
“诸位是否在想：我们既然屡战屡胜，为何今日的海防依然空虚？为何西洋人的船队仍能在我们的海域自由航行？”
众人沉默，但眼神已经回答了。
李健走回自己的座位，没有坐下，双手撑在桌案上，身体微微前倾：
“因为我们的胜利，都是防御性的胜利。”
“葡萄牙人来了，我们把他们打跑。荷兰人来了，我们把他们赶走。郑芝龙在料罗湾打赢了，朝廷给他加官晋爵，赏银万两。然后呢？然后一切照旧。”
“没有人在胜利之后思考：我们能不能建立一支常设的强大水军？我们能不能主动出击，把敌人的据点彻底拔除？我们能不能控制海上贸易，把利润收归国有？我们能不能远航西洋，重新恢复大明在南海的宗主权？”
“没有人。朝廷官员想的是：仗打完了，可以省钱了。水师官兵想的是：仗打完了，可以裁军了。沿海商民想的是：仗打完了，又可以走私了。”
他的声音越来越沉重：
“于是，一百年来，我们打赢了所有战役，却输掉了整个海洋。”
窗外，不知何时起了风。初春的寒风吹动窗棂，发出细微的吱呀声。
顾炎武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像是要把胸中积郁了多年的浊气尽数呼出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：
“总兵，臣明白了。”
他站起身，缓缓走向那幅世界地图，伸出枯瘦的手指，轻轻抚摸那片蔚蓝色的海域：
“我们缺的不是胜利，是……对胜利的态度。”
“永乐年间，三宝太监七下西洋，我们带着两万七千人、二百多艘船出海，不是去打仗，是去册封，是去赏赐，是去让万国来朝。那时候，我们认为海洋是我们的，理当如此。”
“正统以后，海防收缩，我们开始守。守着守着，忘了自己曾经远航过。葡萄牙人来了，我们守；荷兰人来了，我们守；倭寇来了，我们守。守得多了，就以为自己天生只会守。”
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的东海、南海轻轻划过，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：
“可是我们不是只会守的民族啊。我们有徐福东渡，有法显远航，有鉴真六次东渡，有三宝太监七下西洋。我们出得去，我们回得来，我们从来就不该被困在陆地上。”
他转过身，直视李健，苍老的脸上满是泪痕：
“总兵，您说得对。我们在汉中建水军，不是因为汉中有海，而是因为汉水通往大海。我们今日迈出的这一步，不是为了守住什么，是为了走出去，是为了找回我们失落了两百年的东西。”
卢象升站起身，铠甲铿锵作响。他大步走到顾炎武身边，与他并肩而立，望向那幅地图：
“末将从军二十年，守过西北，守过中原。守来守去，敌人越来越多，土地越来越少，百姓越来越苦。”
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：“总兵，末将今日才懂——真正的防守，不是躲在城墙后面等敌人来攻，是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，是把战火引向敌人的国土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有一支能远洋作战的强大水军。”
他转向李健，单膝跪地，抱拳过顶：
“末将愿为水军前驱，万死不辞！”
曹文诏站起身，走到卢象升身旁，没有跪，只是深深一揖：
“总兵，末将老了，骑不动马了，但还能看地图，还能练兵。水军的防务，末将会安排妥当，绝不拖水军的后腿。”
黄宗羲合上那本写满数字的账簿，轻轻放在桌案上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平静而坚定：
“总兵，臣先前算账，只算了支出，没算收入，只算了成本，没算收益。这是财务司的眼光，不是谋国者的眼光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若水军真能打通汉水—长江航线，真能护卫商路，真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利百万、千万，今日投入的每一两银子，都会在明日十倍、百倍地收回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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