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十五年二月初六，汉中府城西，新建的汉中政务厅。
这里是原汉中卫指挥使司的旧署，三个月前刚刚翻修完毕。青砖灰瓦，三进院落，没有西安总兵府的森严，却多了几分务实的气息。
前院是政务司、商务司、工务司的办公之所，后院是格物院的临时驻地，东西厢房分别用作库房和接待室。
今日，政务厅前院挤满了人。
这些人来自西北各地，有西安、凤翔、延安、河套、庆阳、平凉、巩昌、临洮的，也有汉中本地各县的；有身穿绸缎的商贾，有满手老茧的工匠，有背着褡裢的农民，有握着账本的书办，还有几个身着粗布长衫、面色黝黑的船夫。
他们是李健派人请来的——不是传令，不是征召，是“请”。
每一封邀请信都由西北总局政务司官员亲笔书写，信中详细说明了会议议题，并附了一张车马费银票。
“西北水军建设咨议大会”。
这是李健亲自定的会名。不是“命令”，不是“部署”，是“咨议”。他要听的不是附和，是意见；不是颂扬，是真话。
会议定在辰时正，但卯时刚过，政务厅前就已人头攒动。
西安玻璃工坊的大掌柜赵德全来得最早。他今年五十六岁，在西安经营玻璃作坊已三年。
赵家祖上原是洛阳烧窑匠，万历年间逃荒到陕西，在西安城外开了个小窑场，烧些粗瓷瓦罐。
三年前，赵德全接手家业，偶然从河套那里学得玻璃烧制技艺，从此改行做玻璃。
他这三年，亲眼见证了西北玻璃从无到有、从粗陋到精美、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的全过程。
三年前西北工坊改制，他的玻璃作坊并入工务司，他本人被聘为大掌柜，拿西北行政总局的俸禄，兼领分红。
但他心里始终有一块石头压着。
玻璃目前是奢侈品，西北的市场，他闭着眼都能算清：西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满打满算两千户，加上各衙门、各商号、各会馆，饱和了。
前年他推出新款玻璃茶具，卖了八百套；去年他推出磨花玻璃灯罩，卖了六百副；今年，新品卖不动了。
不是东西不好，是能买的人都买过了。
他需要新市场。江南，湖广，山东，北直隶，甚至辽东，甚至海外。但他出不去。
陆路运输太贵。一套玻璃茶具在西安卖三两，运到南京，运费、关税、损耗加起来六两，售价十五两，利润确实不低。
但问题是，玻璃易碎，陆路颠簸，一百套运出去，完完整整到达的不超过七十套。这还不算沿途税卡的刁难、盗匪的袭扰。
他曾想走水路，但黄河三门峡那段，船毁人亡是常事。他曾想走汉水，但汉水航道时通时塞，官府管不了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。
现在，总兵要建水军。
赵德全不懂什么海洋战略，什么大航海时代，什么西方列强。
他只知道，如果水军能把汉水航道打通，能让他的货安全、廉价、准时地运出去，他就举双手赞成。
纺织工坊的女管事王秀英站在赵德全身旁，两人是老相识。
王秀英今年四十一岁，原是西安城外一个佃农的妻子。崇祯八年大旱，丈夫饿死，她带着孩子进城讨饭，恰逢工务司下面的工坊招织工。
她没读过书，但手巧，学什么都快。三年从学徒升作管理，同时每天废寝忘食的学习各种知识，去年工务司改制，她被聘为纺织工坊管事。
她手下管着三百多号女工，全是穷苦出身。这些女人和她一样，都在学习，都没出过远门，但她们会织布。
蒸汽织机是格物院送来的。那东西轰隆隆响，一天能织五十匹布，顶二十个熟练织工。
刚开始女工们怕得要死，没人敢靠近。她第一个坐上去，学着开机关机，学着接线换梭，学着听声音辨故障。机器弄伤了她两根手指，她没哭，咬着牙继续学。
如今，纺织工坊一天出布五百匹，仓库里积压了三万匹。
如果继续积压下去，再不卖出去，工坊就得停工，三百多号女工就得失业。
她不懂什么水军不水军，她只知道，总兵说要建水军，她就支持。
宁夏煤矿的场主马大栓蹲在台阶上，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和旁边的人聊天。
他今年五十出头，祖上三代都是挖煤的。宁夏的煤好，耐烧，烟少，但卖不出去——运费太贵。
“运到西安，一车煤两钱银子，运费就得一钱五。”他掰着指头算，“运到汉中？更贵，三钱都不止。咱这煤，埋在土里是黑石头，挖出来是黑金，运出去就是黑炭。赚什么钱？赚个辛苦钱。”
有人问：“马场主，您支持建水军不？”
马大栓眼睛一瞪：“那还用问！总兵要建水军，咱宁夏煤矿第一个捐银子！”
“您不怕水军把您那煤运价压下来，您少赚钱？”
马大栓嘿嘿一笑：“你这就不懂了。煤运价是压下来了，可卖出去的煤多了啊。以前一车煤运到西安，赚半钱银子，一年卖五千车，赚两千五。以后水运，一车煤赚两钱，一年卖两万车，赚四千两。你说是赔了还是赚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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