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2月20日 星期四 农历正月十四 阴 偶有零星雨夹雪 寒风萧瑟
清晨六点十分，电话铃响了。
我跳下床接起，那头是王强，喘着粗气：“羽哥！八点前到校，礼堂集合！朱娜让我务必通知到你！”
“什么事？”我握着听筒。
“不知道，孙老师没说，就说紧急集合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声音里带着没睡醒的沙哑，“我先挂了，还要通知其他同学！”
“咔哒”一声，电话断了。
窗外天色还是灰的。藤萝架的枯枝上挂着昨夜残留的雪屑，在晨雾里像一层薄霜。我站在窗前，看见街对面李叔叔家的灯也亮着——他是油建公司的工程师，和父亲一个单位。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，我看见他正穿上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，妻子在帮他整理衣领。
远处的汽车引擎声比往常密集。这个点，不该有这么多车上路。
六点四十分，院门响了。
母亲下楼取牛奶，遇见了连夜从公司赶回来的父亲。她推门进来时，眼眶红着，声音压得很低：
“你爸说，昨晚九点零八分，邓小平同志走了。”
我愣住了。
父亲一夜没回来——可现在他就站在院门口，正和几个同事低声说着什么，脸色凝重。油建公司的领导层昨晚全部被召回，李玉良总经理亲自主持会议，工会的赵贤明主席、财务科的钱运忠科长、供销科张长河科长……所有能通知到的干部，都在深夜赶到了公司大楼。
电话局、钻井公司、采油厂……这座石油小城的每一个单位，都在同一夜亮起了灯。
七点过五分，电话再次响起。
这次是晓晓。
她的声音轻轻的，带着刚醒来时特有的柔软，又带着一点克制的鼻音：“羽哥哥……朱娜给我打电话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她说八点到校，礼堂集合，全校师生都要参加……邓小平同志的追悼大会动员会。”她顿了顿，“我爸也刚走，钻井公司六点就把他叫回去了。我妈在找那件藏蓝色的呢子大衣，说今天不穿亮的颜色。”
电话线里安静了几秒。
“羽哥哥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我不想一个人走去学校。”
“好。”我说，“七点五十，我去你家院门口接你。”
“嗯。”
她没挂，我也没挂。隔着电话线，我听见她轻轻合上房门，又听见她母亲在隔壁问“晓晓，早饭想吃什么”——那些细碎的家常声音，在这一刻显得格外珍贵。
“羽哥哥。”她又开口。
“嗯。”
“我昨晚梦见那个老人了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，“梦见他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然后那个圈里长出了好多好多高楼。他站在高楼底下，背着手，像爷爷那样笑着……”
她说不出话了。
我握紧听筒：“晓晓，七点五十见。”
“七点五十见。”
七点五十分整，我骑到晓晓家院门口。
她家在钻井公司家属院，从我家的油建家属院骑过来，要穿过整个生活区，刚好十分钟。我踩得不快不慢，路面薄雪未化，车轮碾过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。
她已经在等了。
今天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棉服——不是那件米白色的，不是那件浅紫色的，是衣柜里最素净的一件。头发用黑色发圈扎得低低的，没有戴任何发饰。那条她最常系的浅紫色丝巾，那对我送她的藏蓝色小熊发卡，今天都没有出现。
她脸色比往常要白一些，眼眶微红，但神情很安静。
没有笑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
她的双手空空的，没有背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。
今天不用上课，不用带课本，不用带那只绣着小花的水壶。
只需要去送一位老人。
“上来。”我说。
她没应声，侧身坐上后座，手轻轻扶在我腰侧——不像往常那样拉着衣摆，而是握得很紧，隔着羽绒服也能感觉到那份用力。
车轮重新轧过积雪，发出和来时一样的沙沙声。
街上人很少。
晨光从灰白的云层里透下来，照在路边的春联上——红还是那样红，却没了除夕那天的耀眼。有些人家已经把灯笼取下来了，门口空荡荡的，留下两个钉眼的痕迹。偶尔有自行车迎面驶过，铃铛声比平时沉闷许多，骑车人穿着深色的工作服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路过钻井公司家属院门口时，晓晓没有说话。那辆熟悉的黑色伏尔加不在老位置。院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几个穿蓝色工装的家属正结伴往外走，手里拎着空饭盒——她们是去给加班的丈夫送早饭的。
“我妈说，”晓晓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轻轻的，“公司今天上午开追悼会，下午才恢复正常。所有工地都停工了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把车骑得更稳了些。
一路上，我们看见了很多人。
那些平日里这个点应该在早市买菜的大妈，今天都穿着深色的棉袄，三三两两往居委会走；那些本该在街边下棋的老头，今天聚在宣传栏前，对着还没贴出的讣告沉默抽烟；油建公司的灰色大楼前，几个工人正在挂横幅，白底黑字，在寒风里一下下翻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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