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是过载保护装置的接线图。”纪黎宴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，在图纸旁边画了一个简图。
“苏联专家的标注方式跟咱们不一样，你看这个符号，代表的是热继电器，不是普通的开关。”
小林盯着那个符号看了好半天，使劲点了点头：“我记住了，纪师傅。”
纪黎宴看了他一眼，把图纸摞起来递给他：“拿回去再看一遍，明天我问你。”
小林抱着图纸走了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，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，转身跑了。
老马早就已经退休了，技术科归一个姓张的科长管，四十出头，是纪黎宴一手带出来的徒弟。
张科长站在门口，看着小林跑远的背影，笑着摇了摇头：
“师傅，这孩子怎么样？”
纪黎宴在椅子上坐下来，把铅笔插回笔筒里：
“还行，肯学，就是底子薄了点。”
“底子薄可以补，脑子笨没法治。”
张科长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：“师傅，我跟您说个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厂里要推荐一批技术骨干去部里参加高级工程师的评审，我给您报了名。”
纪黎宴的手顿了一下，把茶杯放在桌上：“我报什么名？我连大学都没上过，评什么高级工程师？”
“您没上过大学，可您干了三十年，厂里哪台设备您不清楚？哪张图纸您看不懂？”
“部里说了，这次评审不看学历看能力，有能力就能上。”
纪黎宴没接话，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。
窗外的杨树已经冒了新芽，嫩绿嫩绿的，在春风里颤巍巍地晃，几只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地叫。
“报就报吧，评不上别怪我。”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。
评审结果到秋天才下来。
那天下午，张科长拿着一份红头文件跑到技术科，脸上的笑怎么都压不住，在门口就喊了一嗓子：
“师傅，评上了！高级工程师！”
办公室里的人呼啦一下围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道贺。
纪黎宴接过那份文件看了看，上面印着“经评审委员会评审，纪黎宴同志具备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”一行字，下面盖着大红戳子。
傍晚回家的时候，他把文件从怀里掏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王兰花戴上老花镜，把文件拿起来看了半天。
她看着那几个字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，用手背擦了又擦，可怎么都擦不干：
“老大，你要是当年能念书，早就是高级工程师了。”
纪黎宴伸手拍了拍他娘的肩膀，什么话都没说。
一九八七年，冬。
纪老实走了。
走得很安详，是在睡梦里走的。
头天晚上还喝了半碗粥，跟王兰花说了几句话，说“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”，然后就睡了。
第二天早上王兰花叫他吃饭，叫不醒了。
纪黎宴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检修设备，手里的钳子掉在地上，他弯腰捡起来，蹲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。
他没哭，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，跟张科长说了一声“我请假”，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。
到家的时候，纪黎平和纪黎乐已经到了，兄弟俩站在院子里，一个靠着墙一个蹲在石榴树底下，都没说话。
纪黎喜蹲在王兰花旁边，扶着她的胳膊，眼眶红红的，可忍着没哭出声来。
王兰花坐在床边，握着纪老实的手，那只手已经凉了，可她不肯松开，就那么握着，嘴里念叨着：
“你爹这辈子不容易，从河南逃难到四九城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，好不容易把你们拉扯大了，好日子没过几年，他就走了。”
纪黎宴在床边蹲下来，伸手摸了摸纪老实的手，凉的，硬邦邦的。
他看了他爹一眼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像是睡着了一样，眉头都没皱。
“娘，爹走得安详，没受罪，这是福气。”
王兰花点了点头，松开纪老实的手，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盖好，站起来走到门口，扶着门框站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：
“办丧事吧，体体面面地办，你爹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，走了得风风光光地走。”
丧事在胡同里办的，搭了棚子，请了和尚，念了一天的经。
来吊唁的人很多，厂里的同事、街坊邻居、纪黎平部里的领导、纪黎喜学校的同事，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的。
出殡那天，天上下着小雪。
雪花细细密密地飘下来，落在棺材上，落在花圈上，落在送葬的人肩膀上。
纪黎宴抱着遗像走在最前头，步子迈得不大，每走一步脚底的雪咯吱响一声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底下叹息。
纪黎平跟在他后头，手里拿着一把铁锹，锹头上沾着泥，冻硬了。
纪黎乐和纪黎喜并排走在后头。
兄妹俩谁都没说话，低着头踩着前面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，谁也不看谁，因为他们知道谁看一眼谁就会哭。
到了墓地，纪黎宴蹲下来把遗像靠在墓碑前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把墓碑上的雪擦了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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