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初年的北京城，八大胡同的灯火彻夜不灭，琉璃厂的古籍字画堆积如山，戏园子里梅兰芳的水袖舞动着一个时代的绝响。在这新旧交替的乱世中，四位翩翩公子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。张伯驹、袁克文、张学良、溥侗——这四位被时人并称为民国四公子的传奇人物，用他们的人生为那个动荡年代写下了最富诗意的注脚。
一、张伯驹：千金散尽的文化守夜人
民国二十年冬，北平琉璃厂的积雪足有半尺厚。荣宝斋的伙计刚卸下门板，就见一位身披灰鼠皮大氅的儒雅男子踏雪而来，皮靴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此人正是盐业银行总裁张伯驹，不过今日他并非为银行业务而来。
掌柜的，听说你们新收了件陆机的《平复帖》？张伯驹摘下金丝眼镜擦拭着雾气，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急切。
三个月前，这件被誉为中华第一帖的国宝从恭王府流出，在文物圈掀起轩然大波。此刻，古董商老徐从紫檀木匣中取出那卷泛黄的纸本时，张伯驹的指尖微微颤抖。透过斑驳的墨迹，西晋文人陆机写给友人的这封问候信札，历经一千六百年风雨，此刻正在他眼前徐徐展开。
四万大洋，少一个子儿不卖。老徐眯着眼睛报出天价，这相当于当时北平四百套四合院的价格。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虽丰，但要一次性拿出这笔巨款也需变卖产业。他忽然想起昨日妻子潘素的话：你那些字画能当饭吃吗？但此刻，他的手指已不自觉地在空中临摹起帖中彦先羸瘵，恐难平复的章草笔意。
文物流散的年代里，张伯驹像个固执的守夜人，用黄金换取即将消逝的文明烛火。后来他在《丛碧书画录》中写道：予所收藏，不必终予身，为予有，但使永存吾土，世传有绪。这种超越个人占有欲的文化情怀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。
交易达成那日，张伯驹雇了八个镖师护送《平复帖》回府。行至宣武门，忽遇军阀的车队呼啸而过，惊得拉车的骡子人立而起。他死死抱住装着字帖的锦盒，后背重重撞在车壁上却浑不觉痛。当晚，他在日记中戏谑地写道：今日方知性命轻于鸿毛，文物重于泰山非虚言也。
这位公子哥儿看似挥金如土，实则精于算计。为筹款购藏，他发明了字画抵押贷款的金融创新：将藏品抵押给银行获取资金，再购新藏品。如此循环往复，终以个人之力构建起庞大的艺术帝国。民国三十五年，当他将包括《平复帖》在内的118件珍品捐给故宫时，工作人员清点发现，这些藏品若按市价计算，足以买下半座北京城。
二、袁克文：洪宪王朝的叛逆诗人
袁世凯称帝前夕，中南海居仁堂夜夜笙歌。二公子袁克文却独自在西厢房挥毫泼墨，宣纸上墨迹淋漓：绝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。这首暗讽父亲称帝的七律，次日竟出现在《顺天时报》头版。当袁世凯气得摔碎茶盏时，这位叛逆的公子早已躲进八大胡同的戏园子里票戏去了。
袁克文的一生都在逃离权力中心。作为袁世凯最宠爱的儿子，他本可轻易获得高官厚禄，却选择以名士派头游戏人间。某次总统府宴会上，他即兴表演一笔书，左手执笔写楷书，右手同时写草书，赢得满堂喝彩。法国公使惊叹这是东方魔术，殊不知这位公子哥儿三岁临帖，七岁能诗，二十岁已精通金石书画、戏曲词章。
洪宪帝制闹剧期间，袁克文的放浪形骸达到极致。他在《晶报》连载的《辛丙秘苑》中辛辣讽刺政客嘴脸；在春喜班的戏台上反串青衣，把《游园惊梦》唱得缠绵悱恻；更在赌场一夜输掉十万大洋面不改色。当记者问及政治立场时，他随手撒出一把古钱币：字儿还是花儿？你猜。
1916年袁世凯死后，分家产时袁克文只要了宋版书和古琴。出殡当日，其他子女皆披麻戴孝，唯他一袭白衣，胸前别着红玫瑰，在灵前高唱昆曲《千忠戮·惨睹》。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，实则是用名士风流掩饰内心悲凉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父为枭雄儿作客，黄金散尽一身闲。
晚年落魄上海时，这位皇二子靠卖字为生。杜月笙曾以重金求其题匾，他却坚持按润格收费：市井有市井的规矩，江湖有江湖的道义。1931年寒食节，四十二岁的袁克文在贫病交加中离世，送葬队伍却从静安寺排到外滩。青帮弟子、梨园名角、青楼女子与文人雅士共同护送这位当代柳永，灵柩上覆盖的不是国旗，而是他生前最爱的戏服——一件绣满折枝梅花的白色褶子。
三、张学良：从东北小霸王到西安事变的囚徒
民国初年的奉天城（今沈阳），大帅府的青砖高墙内，一个少年正骑着英国进口的自行车横冲直撞，身后跟着一群手足无措的侍卫。这位张作霖的嫡长子——张学良，彼时不过十五六岁，却已显露出纨绔子弟的张扬与不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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