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1月28日，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。
一位身着外交礼服的东方青年站在演讲台前，面对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的咄咄逼言，他不慌不忙地摘下右手手套，轻轻放在桌上，然后抬起头来——那双眼睛明亮如星，扫过会场里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官。
“中国要求收回山东，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，那么今天的世界和平从何谈起？东方西方数千年的文明准则又将置于何地？”
他不用讲稿，即席陈词，英语法语交替使用，声音清越而坚定。三十分钟的演讲结束后，全场寂静片刻，随即爆发出罕见的热烈掌声。美国国务卿兰辛起身与他握手，英国首相劳合·乔治走上前来称赞：“这是整个会议期间最出色的演说。”
这位32岁的中国代表，名叫顾维钧。
少年得志：从上海滩到哥伦比亚大学
1888年，顾维钧生于江苏嘉定（今属上海）。父亲顾溶是晚清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，家境殷实。小维钧12岁时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，这所教会学校以英文教学着称。据说他入学考试时，校长卜舫济亲自面试，问及志向，少年朗声答道：“愿效仿班超，投笔从戎。”
卜舫济笑道：“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武将，而是能通达中外的人才。”
这句话或许改变了顾维钧的人生轨迹。1904年，16岁的他自费赴美留学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。在校期间，他不仅是优等生，还担任了《哥伦比亚每日观察家》编辑，展现出非凡的辩才和文笔。
有趣的是，这位未来的外交官在留学期间最亲密的“外交对象”竟是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。1908年，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特使访美，20岁的顾维钧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代表致欢迎词。唐大人对这位英俊才俊十分赏识，不仅邀请他到自己下榻的酒店深谈，后来还干脆将女儿许配给他。
这段姻缘成为顾维钧步入民国政坛的敲门砖。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，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，24岁的顾维钧被破格聘任为总统府英文秘书兼内阁秘书。据说袁世凯第一次见到他时，开玩笑说：“听说你是唐总理的东床快婿，果然一表人才，我们北洋政府也要讲究门面嘛！”
外交新星：27岁的外交次长
顾维钧的晋升速度令人咋舌。1915年，27岁的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参事兼次长（副部长），实际主持部分部务。这个年纪担任如此高职，在论资排辈的北京官场堪称异数。
野史记载，当时有前清遗老质疑：“黄口小儿，何知外交？”顾维钧听说后，在次日的部务会议上特意用英语、法语、德语轮流发言，然后微笑着问：“诸位前辈，还有什么指教？”满座愕然，自此再无人敢小觑这位年轻次长。
真正让顾维钧崭露头角的是中日“二十一条”交涉。1915年1月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臭名昭着的“二十一条”，企图将中国变为日本保护国。顾维钧虽非主谈代表，却在外交总长陆徵祥授意下，巧妙地将条约内容泄露给英美驻华记者。
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理循得到消息后大吃一惊，问顾维钧：“顾先生，您这样做不怕得罪上面吗？”顾维钧正色道：“中国是弱国，弱国无外交，但总有公理。若公理不存，我个人得失何足道哉？”
消息见报后，国际舆论哗然，日本被迫对条款作出修改。虽然最终袁世凯政府还是接受了大部分要求，但顾维钧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出的机智与胆识，赢得了外交界的普遍尊重。
巴黎和会：一个人的战斗
1918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。30岁的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，赴巴黎参加和会。临行前，新任大总统徐世昌特意召见他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少川（顾维钧字），我国此次以战胜国身份与会，实为千载良机。山东问题，关乎国体，望君竭力为之。”
顾维钧深知肩上重担。日本在战时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，如今坚持要继承这些特权。中国虽然也是战胜国，却面临“胜而不利”的尴尬局面。
和会期间发生了一段趣闻。据说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见到中国代表团时颇为惊讶，私下对秘书说：“这些中国人看起来比日本人还要自信。”当他得知顾维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，曾在白宫拜会过威尔逊总统时，不禁感叹：“现在的中国外交官，与我们印象中的清国人真是大不相同了。”
1月28日，会议讨论山东问题。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抢先发言，强调日本对山东的贡献，声称山东问题已是日德之间事务，与中国无关。发言完毕后，牧野得意地环顾四周，似乎胜券在握。
会议主席克列孟梭按照程序问：“中国代表是否要发言？”
所有目光聚焦在中国席位。顾维钧缓缓起身，他今天特意穿了崭新的礼服，领结打得一丝不苟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并没有立即开口，而是先摘下白手套，轻轻放在桌上，这个动作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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