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 年夏，天还没亮，一场夜雨刚停，地面泛着湿漉漉的白气，踩上去黏脚。宣传队驻地的院子里堆着几辆马车，车身上盖着油布，油布边角往下滴水，车轮裹满泥泞，在地上压出深深的辙印。
余念新拿着个牛皮纸封面的记录本，站在走廊口等孙队长。昨夜刚接到政治部的命令，要他们随队去前线慰问第三纵队，还要写一篇《前线速写》，登在《冀中日报》上 —— 这阵子前线战事紧，后方需要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，也需要能鼓舞士气的报道。
孙队长三十出头，是从延安艺术团调来的，嗓门大，说话总带着笑，眼角有几道细纹，据说是以前在陕北带队演出时，风吹日晒留下的。他快步走过来，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，是余念新之前写的《团部一夜》。
“念新，你写的这篇我看了，政治部的同志都夸好，说有生活气，能上报纸。” 孙队长把纸递给他，语气里带着赞许。
余念新接过纸，叠好放进记录本里，没抬头：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跟战士们聊了好几晚，素材都是他们给的，算集体写的。”
“你这孩子，总把功劳往集体推。” 孙队长拍了拍他的肩，笑着转身朝后勤的方向喊，“粮票都带够了，每人再多带两斤干粮！马也得喂足料，咱们这趟要走三十里地，全是山路。”
后勤的同志在院子里应着，声音混着马的嘶鸣传过来。余念新翻开记录本，里面夹着几张零散的稿纸，有的写着战士的口述，有的画着简易的阵地地图 —— 这些都是之前跑前线时记的，现在要写《前线速写》，正好能用上。
出发时天刚蒙蒙亮，宣传队的马车前挂着一面红布旗，上面用白漆写着 “文教慰问队” 五个字，风一吹，旗子飘得猎猎响。马车走得慢，沿途的村庄多半荒着，院墙塌了大半，只有几家屋顶冒着淡淡的炊烟，大概是留守的老乡在做饭。路边能看见被炸毁的碉堡，水泥墙面布满弹孔，有人在上面刷了新口号：“迎接全国解放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 红漆还没干透，在晨光里亮得刺眼。
孙队长坐在前一辆马车上，一路哼着《延安颂》，调子有点跑，却唱得有劲。走了快两个小时，他忽然抬手让队伍停下：“前面就是野战医院的临时驻地，咱们先去看看伤员，既能慰问，也能多攒点素材，写速写缺不了这些真东西。”
众人下车步行，刚走到医院门口，就听见院里传来轻微的呻吟声，断断续续的。雨水从房檐滴下来，砸在门口堆着的破麻袋上，发出 “滴答” 的响。一个穿灰布护士服的年轻姑娘迎上来，辫子用蓝布条扎着，脸上满是倦意，眼下有明显的黑圈 —— 看这样子，昨夜肯定没合眼。
“同志们是文教慰问队的吧？快进来，昨天夜里又从前线送下来一批伤员，好多人还没来得及跟家里报平安。” 护士的声音很低，大概是怕吵到伤员。
屋里光线暗，只有几扇小窗，透进一点晨光。余念新跟着护士往里走，眼角瞥见角落的一张担架，上面盖着军毯，军毯脚露出一截旧布鞋，鞋帮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粗布袜子。忽然，一个声音从担架那边传来，有点虚弱，却很清晰：“你们是延安来的？”
余念新走过去，弯腰掀开军毯一角，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战士，胸口裹着厚厚的绷带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从延安来的？” 余念新在担架边蹲下，拿出记录本。
“听口音，带着陕北的调子。” 战士笑了笑，牵动了胸口的伤口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“我以前也在陕北待过，跟着宣传队唱过《延河水》，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，却踏实。”
两人简单聊了几句，余念新才知道，这战士原本是第三纵队的文化干事，前夜部队突围时，他为了掩护伤员，被流弹擦伤了胸口，不得不撤到后方医院。
“你们写稿的同志，比我们拿枪的还忙。” 战士咳了两声，声音更轻了，“我们在前线打仗，是为了把敌人打跑；你们把前线的事写出来，让后方的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打、打得值，这比子弹还管用 —— 后方安心了，我们在前线也有劲儿。”
余念新没接话，只在记录本上一笔一划写下这句话，字迹很用力，纸都被笔尖压出了印。孙队长走过来，看了眼本子上的字，小声问他：“记下了？”
“记下了，这是最实在的素材，能当稿子的骨头。” 余念新把记录本合上，心里清楚，好的报道从来不是喊口号，是把战士们的心里话写出来。
回程路上，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爬出来，金色的光洒在路边的残砖断墙上，把碎砖照得发亮。孙队长从包里掏出一本卷边的《人民日报》，是前几天后方送来的，上面印着东北战场的消息。
“你看，东北那边战势顺利，部队都快打到长春了。” 他指着报纸上的字，顿了顿，忽然问，“念新，你说咱们写这些报道，真有人看吗？后方的老百姓，能懂前线的苦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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