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国大典后的第十天,安庆的江风里添了几分凉意。余念新刚在化肥厂选址的图纸上签完字,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拽回了现实——是码头的哨兵,扛着步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帽檐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
“余委员!江、江面上有艘大货轮!挂着上海洋行的旗,说是送设备来的!”
余念新手里的钢笔“嗒”地落在桌上,墨水在图纸上晕开一小片蓝。他抓起挂在墙上的旧军帽,连招呼都没跟会计老陈打,跟着哨兵就往码头跑。赵海生的电报说设备下个月到,这才过十天就提前了,倒是给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
码头上早已乱成一团。沈敬山带着茶叶行的伙计,正指挥着人搬梯子搭跳板;周经理站在一艘货船的船头,扯着嗓子跟江面上的货轮喊话。
张伟群市长也赶来了,身边跟着警备区的几个战士,正维持着岸边的秩序。江风掀起人们的衣角,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急盼又紧张的神情——这船设备,是安庆工业的命根子,容不得半点差池。
“余委员来了!”有人喊了一声,人群立刻让开一条道。
余念新快步走到江边,举起赵海生留下的望远镜。江面上的货轮确实挂着上海祥泰洋行的旗帜,船身吃水很深,显然装满了重型设备。
他放下望远镜,心里却沉了沉——货轮的甲板上,除了洋行的水手,还站着几个穿西装的人,为首的那个高鼻梁、黄头发,正指着码头的方向比划,脸色不太好看。
“是洋行的大班,叫约翰。”沈敬山凑过来说,“我以前跟他做过茶叶生意,这人精得很,眼里只认钱。”
说话间,货轮慢慢靠岸。约翰带着两个翻译下了跳板,一开口就带着抱怨:“余先生,张市长,你们的码头太简陋了!吊机没有,跳板不牢,这些精密设备要是出了差错,你们要赔全款的!”
余念新没跟他绕弯子,直接递过去一份文件:“约翰先生,这是我们跟祥泰洋行的合同,上面写得很清楚,设备运到安庆码头即完成交付,后续卸载由我方负责。但我们有个要求,你们的工程师必须留下,指导设备安装,直到能正常运转。”
约翰翻着合同,眉头越皱越紧:“指导安装需要额外付费,每天五十美元,食宿全包。”
“没问题。”余念新立刻答应,“但如果设备本身有质量问题,或者工程师故意刁难,我们会向洋行投诉,扣除全部尾款。”
约翰愣了一下,显然没料到这个年轻的中国官员如此强硬。他打量着余念新,又看了看岸边围拢的人群——那些工人、商户、战士,眼神里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他最终点了点头:“可以,但你们必须保证我和工程师的安全。”
卸载工作立刻开始。最大的难题是那台柴油发电机,足有半间屋子那么大,重好几吨。码头没有吊机,只能用人力加木杠慢慢抬。
李师傅带着铁器铺的十几个伙计,把新打出来的钢索绑在发电机上,喊着号子一点点往跳板上挪;周经理调来三艘货船,并排靠在大货轮旁边,搭起临时的平台;警备区的战士们则组成人墙,防止无关人员靠近,确保设备安全。
余念新和张伟群站在岸边,手里拿着设备清单,逐一核对。“发电机、车床、化肥反应釜……都齐了。”张伟群松了口气,“有了这些家伙,机械厂和化肥厂就能开工了。”
“还早。”余念新指着正在卸载的设备,“这些只是机身,零件还在后面的货舱里。而且安装调试至少要一个月,我们得提前把厂房建好,把工人培训好。”
正说着,沈敬山跑了过来,脸色有些发白:“余委员,约翰说我们的预付款少了五千银元,要扣下两台钻床当抵押。”
余念新心里一沉,快步走到约翰身边。约翰手里拿着一张收据,指着上面的数字:“合同上写的预付款是二十万银元,你们只付了十九万五千,差五千。”
“不可能。”余念新接过收据,仔细一看,顿时明白了——收据上的数字是用阿拉伯数字写的,“”被人在“5”后面加了个小数点,变成了“19.5000”,看着像十九万五千,实则成了十九点五银元。这显然是有人故意做了手脚。
“约翰先生,这是个误会。”余念新冷静地说,“我们的汇款凭证显示,确实付了二十万银元。这个收据有篡改的痕迹,我会立刻联系上海的银行核实。在核实清楚之前,你不能扣下设备。”
约翰脸色一变:“我只认收据!”
“但你得认合同。”余念新举起合同,“合同上写着,以银行汇款凭证为准,收据仅作参考。如果你们执意扣下设备,就是违约,我们不仅会拒付尾款,还会向上海的商会投诉你们欺诈。”
这时,赵海生从上海赶回来了,手里拿着银行的回执单。“余委员,我回来了!约翰,这是银行的凭证,二十万银元一分不少!”他走到约翰身边,低声说了几句英语,约翰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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