晨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叶辰将一叠泛黄的报纸推到众人面前,纸页边缘已经发脆,标题却依旧醒目——《港九报业协会章程(1956)》。
“复刻报业协会?”山鸡刚啃完半个菠萝包,面包屑掉了一身,“现在都用短视频了,谁还看报纸?”
叶辰没接话,翻开报纸内页,指着角落里的铅字排版:“当年这协会能顶住压力刊发真相,靠的不是发行量,是敢说真话的骨头。”他指尖划过“记者权益保障”几个字,“现在的自媒体看似自由,实则被流量捆着,敢说真话的越来越少。”
雷复轰从台湾带来的老胶块还摆在桌角,阳光折射下泛着暗红色的光。他推了推眼镜,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:“你的意思是,用传统报业的规矩,做现在的内容?”
“不止。”叶辰抽出张手绘的架构图,上面用红笔圈着三个核心板块,“第一,建个独立采编团队,不接软文,不做付费报道;第二,开线下阅览室,把老报纸和新内容放在一起,让大家知道哪些事被改得面目全非;第三,办个‘真话奖’,奖励敢说真话的自媒体人。”
山鸡摸着下巴琢磨:“听着挺带劲,但钱从哪来?租场地、请记者,哪样不要钱?”
“我已经联系了几位老报人。”叶辰拿出份名单,上面有退休的总编辑、跑社会新闻三十年的老记者,甚至还有当年在街头贴传单的“地下通讯员”,“他们愿意义务供稿,场地可以用我爸留下的老印刷厂,设备虽然旧了点,但修修还能用。”
雷复轰忽然笑了:“我爸当年藏在船底的账本,说不定能当创刊号的头条。”他指着架构图上的“历史回溯”板块,“把那些被掩盖的事挖出来,比什么流量新闻都有价值。”
正说着,阿星抱着个纸箱闯了进来,里面全是泛黄的笔记本:“这是我在旧货市场淘的,前《香江晚报》记者的采访笔记,里面记着六十年代码头工人罢工的内幕!”他翻开其中一本,纸页上还留着咖啡渍和烟蒂烫出的小洞,字迹却力透纸背,“你看这段,说当时的工会主席其实是被胁迫的,真正组织罢工的是三个码头搬运工!”
山鸡凑过去看,突然拍了下大腿:“这不就是我爷爷常说的‘三兄弟抗命’吗?他总说当年要是没人站出来,现在码头还得被洋人盘剥!”
叶辰将笔记里的关键段落抄在白板上,忽然抬头:“你们发现没?这些老故事里藏着的骨气,现在越来越少见了。”
雷复轰点头:“上周我在台南采访,有个菜农说用了违禁农药,转头就打电话让我删稿,说给十倍稿费。”他冷笑一声,“这种稿子发出来有什么意思?”
“所以才要复刻协会。”叶辰的目光扫过众人,“不是要复古,是要把‘说真话’的规矩捡起来。当年报业协会能顶住压力刊发日军暴行的报道,现在我们凭什么不能顶住几个广告商的威胁?”
山鸡忽然想起什么,从帆布包里掏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:“这是我在码头捡的,里面有张1949年的《自由灯报》,上面说‘真相就像潮水,压得越狠,涨得越猛’。”他把报纸铺在桌上,泛黄的纸页上,这句话被人用红笔圈了又圈。
阿星突然红了眼眶:“我爸当年就是因为写了篇揭露工厂克扣工资的报道,被老板打断了腿,到死都念叨着‘没把稿子写完’。”他抹了把脸,“这协会,我投了!就算赔本我也干!”
雷复轰从包里拿出张支票:“我出五十万,不够再跟我说。”他看着那张老报纸,“我爸藏的账本里,记着七十年代官员挪用赈灾款的事,当年没处说,现在刚好让它见见光。”
山鸡掏出个用橡皮筋捆着的钱袋,哗啦啦倒出一堆硬币和皱巴巴的纸币:“这是我攒的‘应急款’,虽然不多,但够买几台二手打印机了。”
叶辰看着桌上的钱、老报纸、采访笔记,忽然觉得那间布满灰尘的老印刷厂已经亮了起来——阳光透过高窗照在油墨桶上,老记者们戴着老花镜校对文稿,年轻人抱着平板电脑记录新采访,阅览室里坐满了翻报纸的人,指尖划过不同年代的新闻,忽然明白哪些事从未改变。
“对了,”山鸡忽然想起什么,“得给协会起个名吧?总不能一直叫‘复刻协会’。”
雷复轰指着那张《自由灯报》:“叫‘灯台’怎么样?灯台照夜路,真相照人心。”
阿星拍了下手:“好名字!我这就去做块木牌,就挂在印刷厂门口!”
叶辰看着众人忙着打电话联系老同事、收拾场地,忽然拿起那本码头工人的采访笔记,指尖抚过“三兄弟抗命”的字迹。窗外,晨雾正散,老印刷厂的烟囱在阳光下泛着微光,像支竖起的笔,等着写下新的故事。
或许正如那张老报纸上说的,真相从不会真正消失。当年的报业协会用铅字对抗黑暗,现在的“灯台”能用像素和纸张,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真话,重新捧到太阳底下。而那些曾被掩盖的名字——罢工的搬运工、被打断腿的记者、藏账本的船老大,终将在字里行间,重新活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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