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师父留下的其他“暗子”呢？除了老毛（她并不知道老毛已变节），师父是否还安排了其他人？她该如何在不惊动孙副总乃至叶晨的情况下，去确认和联系？
或者……从叶晨本人入手？这个念头让她感到一阵荒谬和无力。她连他到底有多少钱、钱从哪来、下一步想干什么都一无所知，如何去“入手”？
一杯酒很快见底，思绪却依然如同乱麻。窗外，夜色已完全降临，城市的灯光璀璨如星河，却照不进她心底那片冰冷的黑暗。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，不是身体的劳累，而是那种信念被击碎、前路被堵死、所有努力似乎都成了徒劳的深重无力感。
公寓的寂静，此刻不再是庇护所，而像一口巨大的、透明的棺材，将她与外界隔离开来，同时也将她所有的焦虑、恐惧和不甘，无限放大、回荡。
她需要更清晰的思路，更决绝的行动，哪怕只是一线渺茫的希望。但此刻，酒精和现实的沉重，让她的大脑如同灌了铅。她滑坐到冰冷的地板上，背靠着冰冷的玻璃窗，将脸埋进膝盖。
先睡一觉吧。她对自己说。也许明天醒来，混乱的思绪会清晰一些，也许……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？
尽管她自己都知道，这希望渺茫得可怜。但除了等待和思考，此刻的她，似乎什么也做不了了。猎人的网已经收紧，而猎物能做的，似乎只剩下在网中，静静地感受那逐渐勒紧的窒息……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就在苏明玉被众诚内部风暴裹挟、困在公寓中苦思对策的这段时间里，苏家另一条线——关于苏大强的案件——也终于尘埃落定。
由于苏明玉自身麻烦缠身，无暇他顾，跟进父亲案情的担子，自然落在了刚刚回国、工作相对（至少时间上）能自主安排的苏明哲身上。
他与律师彭海保持着密切联系，在焦虑与些许麻木的等待中，度过了一周又一周。
终于，在一个星期前，判决下来了。
不出叶晨所料，也印证了陈默律师最初的预判，更让彭海在辩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——法院最终没有认定苏大强构成“故意杀人罪”或“过失致人死亡罪”。
判决书上的理由是：现有证据虽然能证明被告人苏大强在被害人赵美兰发病后，其行为（未及时拨打120、采取不当方式送医等）存在明显不当，严重违背了作为配偶的救助义务，且该不当行为与延误救治存在关联。
但是，综合全案证据，尚不足以形成完整、排他的证据链，证明被告人在主观上具有希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“故意”，也无法确切证明其“应当预见”死亡结果必然发生却因“过于自信”或“疏忽大意”而未能预见（即刑法意义上的“过失”）。
此外，考虑到被害人自身疾病的突发性与严重性，以及被告人年事已高、案发时认知能力与判断力可能受限（司法鉴定已确认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且处于影响认知的发病期）等因素，最终认定苏大强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。
然而，这不代表苏大强可以安然回家。法院在刑事部分做出无罪判决的同时，在民事部分，严厉谴责了苏大强极不道德、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，并判决其对赵美兰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（具体金额需待遗产清算后确定）。
更重要的是，鉴于其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断及案发时表现出的认知与行为异常，且其目前无其他适格监护人，为保障其自身及社会安全，法院依据相关程序，裁定由相关机构（指定的专业看护机构）对其进行必要的监护和看管。
换句话说，苏大强不用坐牢，但他也回不了家了。他将被送往一个专业的、封闭式的看护机构，在那里度过余生。这既是医学上的需要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是社会对其行为的一种“非刑罚性”的隔离与处置。
对这个结果，各方反应复杂。
苏明哲接到彭海电话时，长长地、复杂地松了一口气。不用面对父亲坐牢的耻辱，这让他心理上好受一些。
但将父亲送进“那种地方”，同样让他感到沉重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悲哀。
他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尚在美国、始终悬着心的吴非，吴非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只说了句：
“至少……不用你回去照顾了，也算省心了。”这话现实得近乎冷酷，却也是实情。
彭海律师则感到一种混合着疲惫与“侥幸”的解脱。他成功完成了“脱罪”辩护（从刑事角度），算是保住了职业声誉。
但对于这样一个结果，他也并无多少成就感，只觉身心俱疲。他礼貌性地通知了苏明玉，电话那头的苏明玉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再无他话，似乎早已无暇或无心关注父亲的结局。
叶晨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判决详情后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。这几乎是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的、最符合逻辑和现实可能性的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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