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宸殿的灯火彻夜未熄，长安以铁腕与仁政并施，迅速稳定了京畿核心。
新君继位的诏书明发天下后，所引发的波动远远低于众人的预料，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波澜，相较于忐忑不安的百官，老百姓们反而成群结队的上街庆贺着。
老百姓们的想法很简单，新君战功赫赫，平定了叛乱，江淮时就显露出处事公正，这样的天子总比年老昏聩或出卖子民的强太多了。
至于新君是女帝，说句难听的，只要能吃饱穿暖，不用逃难，不用卖儿卖女的，就算是个老太太继位，他们也不会有异议。
皇权之争太过遥远，底层的百姓们只想活的好一些。
谁让他们活命，让他们能稍微有尊严的活命，谁就是圣明的天子。
看着各地送上来的舆情，发财啧啧道：“大家的接受度好高啊！”
自从长安于太庙继位后，一直附在红鬃烈马身上的发财忽然就能来去自由了，它刚发现自己能在长安和马之间来回横跳时，激动的直接用马嘴衔住了长安的发髻。
长安：“宫斗不出皇城，就是好皇家，虽然我们老李家是爱搞政变了一些，是’父慈子孝’了一点儿，但没去霍霍老百姓，其实也还行吧……”
发财嘎嘎乐：“那可太行了！”
太庙中受命于天的余韵尚未完全散去，新君便向天下人展示了其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，和大刀阔斧改革的毅然决心。
一道道由政事堂副署盖着皇帝玉玺的诏令飞驰天下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，也最令某些人胆寒的便是《查勘乱中不法诏》。
诏书明令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三法司联合行事，会同各地采访使，彻查自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以来，至昨日之前，所有地方官员军将勋贵乃至宗室，于战乱中“不遵法度，囤积居奇，私通贼寇，侵吞国资，残民以逞”之罪行。
长安坐镇宫中，每日批阅的奏章中必有三法司呈送的密报。
她并非一味严苛，也不是一刀切，诏书中亦言明“主动呈报，退还赃款，确有悔改者，可视情减罪”，意在分化瓦解避免逼反整个阶层。
然而对于那些证据确凿，影响恶劣且毫无悔意的，她的处置亦是毫不留情。
首先被推上风口浪尖的，是河南道一位曾打着协助平叛的名义，实则与史朝义部将暗通款曲，并借机囤积大量军粮，导致饥民遍野的致仕刺史。
人证物证俱在，长安朱笔一挥，“夺其功勋，抄没家产，本人斩立决，家族流三千里。”其家产充盈国库，部分钱粮当即用于赈济当地尚未恢复元气的百姓。
紧接着河东道一位以犒军为名，强行征收助饷，实则中饱私囊，并纵容部下劫掠的节度使副使被锁拿进京。
朝中曾有其同僚试图求情，言其“平乱有功，可抵小过。”
长安于两仪殿召见求情者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乱中百姓易子而食，彼时他在何处？功是功，过是过，贪墨害民，动摇国本，其罪当诛。”最终，此人同样被明正典刑。
数颗重量级的人头落地，连同数十名各级官员被罢黜流放，抄没的家财数以百万贯计，极大地缓解了朝廷减免赋税后的财政压力。
朝野上下，尤其是地方上的豪强勋贵，无不震恐。
他们终于彻底明白，这位在马背上打下赫赫威名，于太庙承继大统的新君，绝非可以轻易糊弄的傀儡，她手中不仅握着刀，更牢牢掌握着天下三分之一的兵马。
任何试图凭借过往势力或侥幸心理蒙混过关的念头，在多道冷酷而精准的诏令打击下都化为了泡影。
长安不是第一次执掌天下，自然知道要恩威并济，在重拳出击维护稳定之时，也并未忘记展示怀柔与纳贤的一面。
《减赋安民诏》的效果初步显现，流民开始回归故土，荒田渐次复垦。
紧接着，她又下《求贤诏》，命各州县于一月内举荐“通晓实务，品行端方，堪为牧民之才者。”
不论出身寒素或是名门，皆可赴京参加由吏部主持的特科考试，由当地官府负责行资，并允诺将亲自审阅前十名的策论。
处置贪官污吏，安抚民心，百官自是无话可说，也没有反对的必要，可要从地方上选拔士子，且还开特科，那就动了世家的盘子，这些人是万万不愿看到的。
因此在例行朝会上，就有出身世家的大臣委婉提出，寒门学子虽有才学，但于官场礼仪经史底蕴或有不足，恐难当大任。
长安闻言，目光平静地扫过丹墀下的群臣，“朕起于行伍，深知民间疾苦，如今百废待兴，需要的是能安民，能理财，能断狱的实干之才，而非只会吟风弄月恪守陈规的腐儒，前隋覆辙，唐初盛世，岂是仅靠门第与空谈得来？”
长期征战自带的杀伐之气，以及数度身居高位所凝练出的威势，此刻俱都化作无形的压力，沉甸甸地压在每位朝臣心头。
不需要暴怒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金铁交鸣般的铿锵，尤其是那句“前隋覆辙，唐初盛世，岂是仅靠门第与空谈得来？”更是如同重锤，敲碎了世家大臣们最后一丝侥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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