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摇头，“但能让张明在监狱里还惦记着往外递的，不会是小事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，把那封信重新收好，放回内袋。信纸贴着胸口，隔着两层布，像一块薄薄的烙铁。
“你那天说的‘财团’，”他问，“查到什么了吗？”
她站起身，走到墙角那个旧柜子前。柜子是老式的，漆面斑驳，把手是黄铜的，已经发绿。她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。袋子鼓鼓囊囊的，封口用线绕了两圈，绕得很紧。她把袋子放在桌上，推到他面前。
“康联医管的股东名单，”她说，“明面上有七个，法人换了三茬，最早的注册时间是十四年前。但真正的持股人，不在这个名单上。”
他解开线绳，抽出里面的文件。一沓纸，厚的，至少有二十几页。他一页页翻过去，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，他认得不全，但能看出这些公司之间存在交叉持股、多层嵌套。有的公司注册地在郊区，有的在外省，有的在境外。翻到后面，是一张手绘的关系图，用铅笔画的，箭头密密麻麻，像一张蜘蛛网。网的中心是一个空白方框，里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字：待核实。
“这是谁画的？”他指着那张图。
“我。”她说，“熬夜画的，眼睛快瞎了。”
他抬头看她。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眼底有血丝，眼下也有点青。他不知道她熬了多久，但他知道她不会说。她就是这样的人，做完了才告诉你，做的时候一声不吭。
“谢了。”他把文件装回袋子里，线绳重新绕好，绕得和她之前一样紧。
“别说谢，”她站起来，走到水池边洗手，水龙头拧开，水声哗哗的，“你拿着就好。万一出事，这东西比我烧掉的账本有用。”
他站起身，把档案袋夹在腋下。又拿起那杯水，把剩下的半口喝完。纸杯放回桌角，压在她刚才圈过的那页账本上，边缘对齐，不歪不斜。
“走了。”他说。
她没回头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水龙头还开着，水冲在她手上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
他拉开门，夜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账本翻了一页。她关掉水龙头，拿毛巾擦手，站在原地看着他。两人对视了一秒，都没说话。
他走出去，反手关门。咔哒一声，锁舌咬合。
巷子里路灯已经亮了，隔一盏亮一盏，照得地面斑驳。那只橘猫还在墙头，这回连眼皮都没抬，肚皮朝上晒着最后的余温。他沿着墙根往南走，脚步放轻，尽量不发出声音。档案袋夹在腋下，贴着手臂，硬邦邦的，边角硌着肉。
穿过三条小街，他才在公交站上了36路。车上人不多，他坐后排，把档案袋放在腿上，手搭在上面。窗外的街景慢慢后退，路灯一盏接一盏掠过。他看了一会儿，闭上眼睛。
脑子里转的是刚才那句话：张明在打听有没有办法把什么东西递出来。
什么东西能让一个被判了三年的人，在监狱里还惦记着往外递？证据？名单？还是他这些年藏在某处的“保险”？
他知道张明不是那种会留后手的人。张明冲动，直肠子，藏不住话，当年要不是他太相信别人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但人进了监狱，会变。三年时间，足够让一个直肠子学会绕弯子，足够让一个藏不住话的人学会闭嘴。
问题是他学会了什么，又藏了什么。
车子晃着，他在终点站前一站下车。步行回宿舍的路上，他在一家小卖部门口停下，买了一包烟、一个打火机。老板娘认识他，笑着问：“齐医生今儿下班晚啊？”
他说：“嗯，加了个班。”
老板娘说：“胃不好少抽烟。”
他说：“知道，不常抽。”
他确实不常抽。但这包烟现在在口袋里，和那五百现金放在一起，和那封监狱来信隔着两层布料。烟盒硌着大腿，有种奇异的踏实感。
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上七点多。他先检查门窗，都锁得好好的。热水器响了一声，他脱衣服洗澡，水温调得偏高，冲在背上有点烫。水汽弥漫，镜子上起了一层雾。他站在水下冲了很久，让热水冲刷着肩膀和后背，冲掉一天下来的疲惫和紧张。
洗完裹着毛巾出来，擦头发，顺手把听诊器取下来，放在枕边充电。银链搭在床头栏杆上，反着光，细细的一根。
他把档案袋放进衣柜最底层，压在那沓旧病历复印件上面。铁盒还在原位，他没打开。关上柜门前，他盯着那个盒子看了两秒，然后轻轻推上柜门。
手机静音，但设置了震动提醒。他躺在床上翻相册，全是些无关紧要的照片：早餐摊的蒸笼冒着热气、医院门口那棵银杏树、林夏做的手账封面，花花绿绿的贴纸。没有一张和岑晚秋有关。他们从来不拍照，从来不留下任何能被人看见的痕迹。
他退出去，点开备忘录，找到那条草稿：【黑车，牌尾738，停南区C3，无人，膜深。】没删，也没发，只是往上滑了滑屏幕，又看了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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