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个极轻微的收缩期杂音。短促，低调，像风吹过窗缝的哨音，又像远方的汽笛声，若有若无，若不专注几乎听不出。它藏在第一心音和第二心音之间，像一个小偷，悄悄地、鬼鬼祟祟地躲在角落里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但他发现了。他的耳朵经过上千台手术的训练，能从几十种杂音中分辨出最细微的异常。这个杂音太轻了，轻到很多医生会忽略它，甚至根本听不见。但他听见了。他听见的那一刻，手指不自觉地捏紧了听诊器的耳件，金属耳件硌得他耳道生疼。
他没说话。眼睛闭着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眉心那道竖纹又出现了，比平时深，像刀刻的。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下颌的肌肉绷紧了，太阳穴的血管微微跳动。他的呼吸停了一拍——不是故意的，是身体自动做出的反应，像一个人突然看见悬崖，本能地倒吸一口凉气。
闭眼。
眼前瞬间黑了下来。
这是他的能力。他从医以来一直拥有的、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的能力——当他接触到病人的身体、听到病人的心跳、看到病人的检查结果时，他的大脑会自动构建出一个三维的、动态的、精确到毛细血管的人体影像。他不知道这能力从哪里来，也许是天生的，也许是某种无法解释的直觉，也许只是他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。他从来不问为什么，他只是用它。用它来诊断，用它来手术，用它来救人。但这一刻，他宁愿自己没有这个能力。因为在这个能力面前，母亲的病是赤裸裸的、无处可藏的、不可否认的。
三秒。
一幅清晰的影像在他脑中展开：心脏正前位，冠状动脉三维显影，血管像一棵倒置的树，从主动脉根部发出，分出左主干和右冠，再分出更细的分支，像树枝一样蔓延在心肌的表面。右冠粗大通畅，血流在管腔里顺畅地流动，像一条没有障碍的河流。左主干分叉正常，分成了左前降支和左旋支，两支血管的起始段都还好，管壁光滑，没有明显的斑块。但再往下，左前降支的中段——不，是近端，刚刚分出第一间隔支的位置——出现了一处狭窄。管腔内壁附着着一个不规则的斑块，黄白色的，表面粗糙，像一块长了苔藓的石头。它把管腔挤压得只剩下四分之一通路，血流经过这里的时候，被逼得只能从一个很小的缝隙里挤过去，速度加快，形成涡流，涡流撞击血管壁，产生振动，那就是他听到的杂音。同时，模拟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在他脑中自动演算——若剧烈活动或情绪激动，心率加快，血压升高，血流冲击力增大，那个不稳定的斑块随时可能破裂。一旦破裂，血小板会迅速聚集，形成血栓，血栓堵塞血管，心肌失去供血，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。黄金抢救时间只有一百二十分钟，超过这个时间，心肌开始坏死，坏死了就不能再生，就像烧焦的皮肤永远不可能变回原来的样子。
画面消失。
他睁开眼。眼睛有点花，瞳孔还没从那种全神贯注的聚焦状态中恢复过来，看东西有一层淡淡的光晕。他的手背绷出青筋，握着听诊器的指节发白。额角渗出一层细汗，不是热的，是冷的，冷汗，像有人在他额头上贴了一块冰。他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那种肾上腺素飙升以后的生理反应——他的身体已经进入了应急状态，像一个士兵听见了枪声，肌肉绷紧，心跳加快，血液涌向四肢，准备战斗。但他战斗的对象不是敌人，是母亲血管里的那块斑块，那块不知道长了多久、也许几年、也许十几年、也许从他还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悄悄生长的斑块。
他低头，假装调整耳件的角度。他用袖口擦了擦额头，袖口是白色的，擦过以后湿了一小块，像被雨水打湿的痕迹。他把听诊器从耳朵上取下来，挂在脖子上，金属听头垂在胸口，和他的听诊器项链碰在一起，发出极轻的一声叮。他的嗓音压得很平，平到几乎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：“没事，心跳挺稳的，就是有点心律不齐的小倾向，注意别太累就行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没有看她，而是落在茶几上的血压计上，像是在跟血压计说话，而不是跟人。
“我就说我没病。”她边扣纽扣边笑，手指有点笨拙，扣了好几次才把纽扣塞进扣眼。她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里有一种“你看吧，我就说你是瞎操心”的得意。“你这当医生的，看谁都像要住院。”她说，语气轻松，像是在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。
他扯了下嘴角，没接话。那个笑容很勉强，像一张被揉皱的纸，怎么都抹不平。他怕自己一开口，声音会抖，抖得她听出来，听出来就会问，问了就要说，说了她就会害怕。他不想让她害怕。至少在确诊之前，在治疗方案确定之前，在手术日期排定之前，他不想让她害怕。她这一辈子已经怕过太多东西了——怕他生病，怕他考不上大学，怕他在外面吃不好，怕他找不到对象。她怕了一辈子，把所有的怕都藏在那张永远笑眯眯的脸下面。现在轮到他把怕藏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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