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抬手推门而入。
手术室的门是感应的，手一碰就自动打开，发出一声极轻的气压声，像一声叹息。他走进去，冷空气扑面而来，温度大概在十八度左右，是手术室的标准温度，低到让人清醒，低到让细菌不容易繁殖，低到让穿着单层手术服的人起一层鸡皮疙瘩。无影灯已经打开了，圆形的，巨大的，像一朵倒挂在天花板上的银色花朵，光线聚焦在手术台上，把那张窄窄的、铺着墨绿色洞巾的台子照得亮如白昼。监护仪在角落滴滴响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手术室里格外清晰，像心跳的回声。麻醉机在旁边呼呼地运转，把混合了氧气和麻醉气体的空气送进病人的肺里，同时把呼出的二氧化碳抽走。体外循环机已经准备好了，管路盘绕在支架上，像一条透明的、充满液体的蛇。
器械护士站在器械台前，正在清点纱布和针线。她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一瞬——也许是在确认他的身份，也许是在读他的表情。然后她低下头，继续清点。巡回护士在麻醉机旁边记录数据，头都没抬。麻醉医生坐在病人的头侧，盯着监护仪上的波形，手指搭在麻醉药注射泵的按钮上，随时准备调整。一切都很正常，一切都很 routine，像任何一台普通的、每天都在发生的心脏手术。但这里没有一个人是 routine 的，因为主刀医生是病人的儿子。
器械护士递来刷手服。刷手服是深蓝色的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一个不锈钢托盘里。他点头接过，手指碰到托盘的边缘，金属的凉意从指尖传到掌心。他拿起刷手服，转身走向更衣室。更衣室很小，只有两平方米，一张长凳，几个挂钩。他把外套脱了，挂在钩子上，白大褂垂下来，领口还敞着，听诊器项链在领口边缘闪了一下。他换上了刷手服，深蓝色的布料贴在身上，凉飕飕的。他对着墙上的小镜子看了看自己——帽子压着头发，口罩还没戴，露出半张脸，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了两拳，嘴唇干得起皮，下巴上的胡茬青黑一片。他看起来像一个刚熬了三天夜的人，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怎么睡。昨天晚上他躺在值班室的床上，闭着眼，脑子里全是今天的手术。他一遍一遍地过流程，从麻醉诱导到关胸，每一个步骤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样器械，每一条缝线。他过了七遍，七遍以后天亮了，他从床上坐起来，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。
他走出更衣室，走到洗手池前。洗手池是不锈钢的，并排三个龙头，水龙头是感应式的，手一伸水就出来。他把手伸到水流下面，水是温的，不冷不热，刚好比体温低一点。他挤了一大把洗手液，开始刷手。从指尖到手腕，从手腕到前臂，从前臂到肘关节，每一个部位都要刷够时间，每一根手指都要仔细清洗，指甲缝要用刷子刷，指蹼要反复揉搓。他刷得很认真，比平时认真十倍。平时他刷手是三分钟，今天他刷了五分钟。不是因为脏，是因为他需要这五分钟来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水流冲刷着手臂，带走泡沫，也带走了一点他心里的燥热。他看着水流从自己的手臂上淌下去，想象着那些看不见的细菌被冲走，想象着那些不该有的杂念也被冲走。他需要他的脑子里只剩一件事——手术。不是母亲，是病人；不是感情，是技术；不是“我妈的命在我手里”，是“这台手术必须成功”。但他做不到。他刷了五分钟，脑子里还是转着那些念头，一个都没少。他关掉水龙头，甩了甩手上的水，接过护士递来的无菌毛巾，把手擦干。毛巾是白色的，厚厚的，吸水性很好，他擦了手指、手背、手腕、前臂，把毛巾扔进回收筐，然后把手举在胸前，保持无菌，走进了手术室。
母亲躺在无影灯下。她已经麻醉了，眼睛闭着，脸上的肌肉完全松弛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脸罩吸氧面罩扣在她口鼻上，透明的塑料罩子，边缘有一圈白色的硅胶垫，贴合着她的面部轮廓。面罩下面连着一根波纹管，波纹管的另一端接着麻醉机，机器发出有节奏的呼呼声，像一个人在均匀地呼吸。她的手臂伸在身体两侧，手背上扎着留置针，透明的塑料管里挂着两路液体——一路是晶体液，维持血容量；一路是镇静镇痛药，维持麻醉深度。输液架上还挂着一袋血，血浆，淡黄色的，准备术中必要时输注。她的胸口已经被消毒了，棕黄色的碘伏涂了一大片，从脖子到腹部，从腋窝到腋窝，在无影灯的照射下泛着光。墨绿色的洞巾铺在她身上，只露出手术区域——胸口正中，从胸骨上窝到剑突，一条大概十五厘米长、五厘米宽的皮肤，涂着碘伏，等待被切开。
他站在主刀位。脚下的地板是防滑的，他站得很稳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身体重心微微前倾，双手举在胸前，像一尊雕塑。手套已经戴好了，医用手套是乳白色的，贴合着他的掌纹，像第二层皮肤。他握了握拳，又松开，感觉手指的灵活度——很好，没有阻碍，没有紧绷，每一根手指都能独立运动，每一个关节都活动自如。手套的触感让他稳了神，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，虽然那根木头救不了他的命，但至少让他觉得还有东西可以依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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