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涛在侧协助。陈涛也穿好了手术服，戴好了手套，站在他对面，器械护士的位置。陈涛是他的师兄，比他高五届，现在是心外科的副主任，搭桥手术做了上千台，手稳得像机器，眼尖得像鹰。陈涛看着他，目光里有一种东西——不是同情，不是担心，是一种“我懂你”的沉默的确认。陈涛低声说：“准备好了。”三个字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手术室里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“开始吧。”他声音不高，但整个手术室都听清了。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像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。但他的眼睛不一样。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，不是灯光反射的光，是从里面透出来的、像火焰一样的东西。那是专注，是决心，是一个外科医生在拿起手术刀之前，灵魂深处燃起的那把火。
器械护士递来手术刀。手术刀是15号刀片，装在金属刀柄上，刀刃锋利得能在显微镜下看见一条线。他接过刀，刀柄握在手里，重量刚好，平衡刚好，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他把刀刃抵在母亲的胸口——胸骨上窝下方两厘米，正中线，垂直向下——然后切了下去。刀刃划过皮肤，阻力很小，小到几乎感觉不到，像用一把热刀切黄油。皮肤向两侧分开，露出皮下脂肪，淡黄色的，一粒一粒的，像小米。他用纱布擦了擦渗出的血，血不多，是毛细血管的出血，很快就被止住了。电刀接上了，他按下按钮，刀尖发出嗡嗡的声音，同时冒出一缕青烟，带着焦糊的气味——那是脂肪被高温烧焦的味道，不好闻，但每个外科医生都熟悉，像农民熟悉泥土的气味。
开胸锯启动了。锯片是往复式的，上下运动，频率很快，每秒几千次，能轻松锯开坚硬的胸骨。他把锯片抵在胸骨正中，沿着那条白线往下推。锯片切入骨皮质的时候，发出一种尖锐的声音，像电钻钻墙，但更尖、更细、更高频。骨屑从锯片的缝隙里飞出来，微小的，白色的，像雪花一样落在洞巾上，落在手套上，落在手术衣的前襟上。他感觉到锯片在手里震动，那种震动从手掌传到手臂，从手臂传到肩膀，从肩膀传到脊柱，最后传到大脑——一种持续的、高频的、让人牙齿发酸的震动。他的手法很稳，推锯的速度很均匀，不快不慢，不轻不重，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匠在切割一块名贵的木材。但他切开的不是木材，是母亲的胸骨。那根白色的、坚硬的、保护着心脏的骨头，在他手里被一分为二，像一本被翻开的书的书脊。
胸骨分开。他用牵开器卡住胸骨的两边，慢慢旋转手柄，牵开器像一双巨大的手，把胸骨向两侧拉开，露出下面的心包。心包是一层白色的、半透明的、光滑的薄膜，像一张薄纸，包裹着心脏，保护着心脏，也隐藏着心脏。心包表面有一些脂肪组织，淡黄色的，附着在表面，像霜。他用钳子轻轻挑起心包，剪刀伸进去，剪开一个小口，一股清亮的液体从心包里流出来——心包液，正常生理现象，每个人心包里都有，大概十几毫升，无色透明的，像水。他把剪刀伸进那个小口，沿着心包的切缘慢慢剪开，心包像一扇门一样向两侧打开，露出里面的心脏。
心脏跳动着。
那是他见过无数次的东西——人的心脏，拳头大小，红色的，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脂肪，冠状动脉在心外膜下蜿蜒，像蓝色的河流。他见过新生儿的心脏，小得像核桃，每分钟跳一百四十次，快得像蜂鸟的翅膀。他见过老年人的心脏，大得像一个小南瓜，心肌肥厚，跳得沉重而费力，像一个老人在喘气。他见过受伤的心脏，被刀刺穿的，被子弹击中的，被肿瘤侵蚀的，被病毒攻击的。他见过停跳的心脏，在手心里，冰凉的，软的，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。他见过重新跳起来的心脏，在搭桥手术后，在瓣膜置换后，在心脏移植后，当血流重新灌注冠状动脉的那一刻，它先是颤了几下，像一个人在试着站起来，然后稳稳地、有力地、有节律地跳了起来，像一个复活的生命。
但这是母亲的心脏。
这颗心脏在他还是胎儿的时候就跳动了，在他还在母亲子宫里、还没睁开眼睛、还没呼吸过空气的时候，这颗心脏就已经在为两个人的生命工作了。它跳了六十多年，跳了二十多亿次，从来没有停过，从来没有偷懒过，从来没有抱怨过。它从一个小小的、像豆子一样的心脏，长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、强壮的、有力的肌肉泵。它把血液泵到母亲身体的每一个角落——大脑、肾脏、肝脏、四肢——包括那个曾经在她子宫里长大的、现在站在她面前、手里拿着手术刀的、穿蓝色手术服的、满脸胡茬的、二十八岁的男人。
他的眼眶热了一下。只有一下，像有人在他眼睛后面划了一根火柴，火光亮了一瞬，然后灭了。他眨了眨眼，把那点热度逼了回去。手术室里不能有眼泪。眼泪会模糊视线，视线模糊了就看不清血管，看不清血管就做不好吻合，做不好吻合桥血管就会堵，桥血管堵了心肌就会缺血，心肌缺血了母亲就会死。这个逻辑链条简单而残酷，像一把刀，横在他和眼泪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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