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紧张？”他问。他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有点大，像是打破了什么。
“不是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，“就是……有点不真实。”她的手指从珍珠项链上移开，放在安全带的边缘上，用指甲轻轻刮着安全带织物的纹路，一下一下，发出很细很细的沙沙声。她的目光落在车窗外快速后退的树影上，那些树影在路灯的光里一闪而过，像一帧一帧被快速翻动的胶片，每一帧都看不清，但每一帧都在。
他点头，像是懂。“我也是。做了三年手术没请过假的人，突然说要去玩七天，连值班表都替我填好假条的护士长都愣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一点笑意，但眼睛里有一种东西，是那种很久没有休息过的人突然被允许休息时才会有的表情，不是高兴，是一种不太相信的恍惚。“她看着我，问我‘齐主任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给你量个血压？’我说我没事，就是想请个假。她说‘你？请假？你不是说手术室才是你的家吗？’我说‘我现在有另一个家了。’她愣了三秒钟，然后笑了，说‘行，我给你填，你走吧，别回来了。’”
她笑出声：“那你现在是逃班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点调侃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她知道他有多久没有休息过了，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，随时可能被叫回去做急诊手术。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永远装着一包咖啡粉，不是用来喝的，是用来闻的，说闻到咖啡的味道就能提神。她说你这是心理作用，他说有用就行。
“是度蜜月。”他纠正，语气认真，像是在纠正一个重要的概念错误。他顺手把手机掏出来，看了一眼屏幕，没有未接来电，没有未读消息，然后关机。关机的过程很慢，先按住电源键，屏幕变暗，出现“关机”两个字，然后用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，屏幕彻底变黑，最后变成一面黑色的镜子，映出他自己的脸。他把手机塞进行李箱夹层，行李箱在后备箱里，他放的时候专门拉开夹层的拉链，把手机放进去，又拉上拉链，确认拉好了才盖上后备箱。“接下来七十二小时，我只属于你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她，看着前方的路，但他的声音变了，变得比平时低了一些，慢了一些，像一个人在念一段很重要的誓言。
她看着他做完这一串动作，忽然觉得心口一松，像是有根一直绷着的弦，慢慢垂了下来。那根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绷上去的，也许是很多年前，也许是从她一个人撑起花坊的那一天开始的，也许更早，早到她自己都记不清了。但它一直在那里，绷着，紧紧的，从来没有松开过。现在它松了，不是断了，是松了，像一根被调了很久的琴弦终于被调到了正确的音高，不再需要拧紧，可以发出它本来应该发出的声音了。
第二天清晨五点半，他们到了山脚下的民宿。天还没全亮，空气湿漉漉的，像是刚被水洗过一遍。远处的山脊线像剪纸一样贴在灰白的天幕上，线条锋利而清晰，山体的轮廓在晨光中慢慢显现，先是一个模糊的影子，然后越来越清楚，最后连山上的树都能一棵一棵地数出来。空气里有露水的味道，有松脂的味道，有泥土被雨水浸透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潮湿的、略带腥味的气息。民宿是一栋两层的木楼，外墙是原木色的，门框上贴着褪色的春联，院子里种着几株绣球花，花已经谢了大半，剩下几朵蓝色的、褪了色的残花挂在枝头，像一个不愿散场的聚会。老板娘打着哈欠开门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披着一件碎花睡袍，脚上拖着塑料拖鞋。她带他们上了二楼房间，房间不大，但干净，床单是白色的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上有阳光晒过之后留下的那种暖暖的气味。她把钥匙放在床头柜上，说了声“有事喊我”，就打着哈欠回屋接着睡了，脚步声在木楼梯上“咚咚咚”地响了一阵，然后消失了。
齐砚舟把行李放好，两个行李袋并排放在衣柜旁边的地上，一个灰色的，一个深蓝色的，肩带缠在一起，像两个靠在一起休息的人。他把洗漱用品拿出来摆进卫生间，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、剃须刀，每一样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像在布置一个手术台。他回头见她正站在阳台门口，披了件外套，望着外头。外套是那件浅灰色的开衫，是她最喜欢的，穿了三年了，袖口的扣子换过一次，换的是同色的，但新扣子的颜色稍微深一点，仔细看能看出来。
“冷不冷？”他走过去，手搭在她肩上。他的手掌很大，手指很长，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几乎盖住了整个肩头。掌心的温度透过开衫的棉布渗进去，像一块温热的毛巾敷在肩膀上，暖意从肩头慢慢扩散，沿着手臂往下走，沿着脖子往上走，走到全身。
“不冷。”她摇头，声音很轻，怕打破了早晨的安静，“就是……没想到山里这么静。”她说的“静”不是没有声音，而是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很清晰、很纯粹——远处有鸟叫，不是一种鸟，是好几种，有的高亢，有的低沉，有的急促，有的悠长，像一支没有指挥的乐队，各奏各的，但合在一起意外地好听。溪水的声音从山涧里传过来，哗哗的，很轻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一本很厚的书。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是“沙沙”的，像绸缎被抖开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在城市里都被淹没了，被车声、人声、机器的轰鸣声盖住了，但在这里，它们都浮上来了，像水底的泡泡一样，一个一个地浮到水面上，破开，发出很轻很脆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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