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紧张?”他问。他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有点大,像是打破了什么。
“不是。”她说,声音很轻,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,“就是……有点不真实。”她的手指从珍珠项链上移开,放在安全带的边缘上,用指甲轻轻刮着安全带织物的纹路,一下一下,发出很细很细的沙沙声。她的目光落在车窗外快速后退的树影上,那些树影在路灯的光里一闪而过,像一帧一帧被快速翻动的胶片,每一帧都看不清,但每一帧都在。
他点头,像是懂。“我也是。做了三年手术没请过假的人,突然说要去玩七天,连值班表都替我填好假条的护士长都愣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一点笑意,但眼睛里有一种东西,是那种很久没有休息过的人突然被允许休息时才会有的表情,不是高兴,是一种不太相信的恍惚。“她看着我,问我‘齐主任你没事吧?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要不要我给你量个血压?’我说我没事,就是想请个假。她说‘你?请假?你不是说手术室才是你的家吗?’我说‘我现在有另一个家了。’她愣了三秒钟,然后笑了,说‘行,我给你填,你走吧,别回来了。’”
她笑出声:“那你现在是逃班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点调侃,但更多的是心疼。她知道他有多久没有休息过了,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,随时可能被叫回去做急诊手术。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永远装着一包咖啡粉,不是用来喝的,是用来闻的,说闻到咖啡的味道就能提神。她说你这是心理作用,他说有用就行。
“是度蜜月。”他纠正,语气认真,像是在纠正一个重要的概念错误。他顺手把手机掏出来,看了一眼屏幕,没有未接来电,没有未读消息,然后关机。关机的过程很慢,先按住电源键,屏幕变暗,出现“关机”两个字,然后用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,屏幕彻底变黑,最后变成一面黑色的镜子,映出他自己的脸。他把手机塞进行李箱夹层,行李箱在后备箱里,他放的时候专门拉开夹层的拉链,把手机放进去,又拉上拉链,确认拉好了才盖上后备箱。“接下来七十二小时,我只属于你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她,看着前方的路,但他的声音变了,变得比平时低了一些,慢了一些,像一个人在念一段很重要的誓言。
她看着他做完这一串动作,忽然觉得心口一松,像是有根一直绷着的弦,慢慢垂了下来。那根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绷上去的,也许是很多年前,也许是从她一个人撑起花坊的那一天开始的,也许更早,早到她自己都记不清了。但它一直在那里,绷着,紧紧的,从来没有松开过。现在它松了,不是断了,是松了,像一根被调了很久的琴弦终于被调到了正确的音高,不再需要拧紧,可以发出它本来应该发出的声音了。
第二天清晨五点半,他们到了山脚下的民宿。天还没全亮,空气湿漉漉的,像是刚被水洗过一遍。远处的山脊线像剪纸一样贴在灰白的天幕上,线条锋利而清晰,山体的轮廓在晨光中慢慢显现,先是一个模糊的影子,然后越来越清楚,最后连山上的树都能一棵一棵地数出来。空气里有露水的味道,有松脂的味道,有泥土被雨水浸透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潮湿的、略带腥味的气息。民宿是一栋两层的木楼,外墙是原木色的,门框上贴着褪色的春联,院子里种着几株绣球花,花已经谢了大半,剩下几朵蓝色的、褪了色的残花挂在枝头,像一个不愿散场的聚会。老板娘打着哈欠开门,头发乱糟糟的,披着一件碎花睡袍,脚上拖着塑料拖鞋。她带他们上了二楼房间,房间不大,但干净,床单是白色的,叠得整整齐齐,枕头上有阳光晒过之后留下的那种暖暖的气味。她把钥匙放在床头柜上,说了声“有事喊我”,就打着哈欠回屋接着睡了,脚步声在木楼梯上“咚咚咚”地响了一阵,然后消失了。
齐砚舟把行李放好,两个行李袋并排放在衣柜旁边的地上,一个灰色的,一个深蓝色的,肩带缠在一起,像两个靠在一起休息的人。他把洗漱用品拿出来摆进卫生间,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、剃须刀,每一样都放在固定的位置,像在布置一个手术台。他回头见她正站在阳台门口,披了件外套,望着外头。外套是那件浅灰色的开衫,是她最喜欢的,穿了三年了,袖口的扣子换过一次,换的是同色的,但新扣子的颜色稍微深一点,仔细看能看出来。
“冷不冷?”他走过去,手搭在她肩上。他的手掌很大,手指很长,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几乎盖住了整个肩头。掌心的温度透过开衫的棉布渗进去,像一块温热的毛巾敷在肩膀上,暖意从肩头慢慢扩散,沿着手臂往下走,沿着脖子往上走,走到全身。
“不冷。”她摇头,声音很轻,怕打破了早晨的安静,“就是……没想到山里这么静。”她说的“静”不是没有声音,而是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很清晰、很纯粹——远处有鸟叫,不是一种鸟,是好几种,有的高亢,有的低沉,有的急促,有的悠长,像一支没有指挥的乐队,各奏各的,但合在一起意外地好听。溪水的声音从山涧里传过来,哗哗的,很轻,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一本很厚的书。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是“沙沙”的,像绸缎被抖开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在城市里都被淹没了,被车声、人声、机器的轰鸣声盖住了,但在这里,它们都浮上来了,像水底的泡泡一样,一个一个地浮到水面上,破开,发出很轻很脆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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