阳光爬上窗台的时候，还带着清晨特有的那种薄而淡的金色，不刺眼，像被水洗过一遍，柔和地铺在白色的窗台上，把窗台上那盆薄荷的叶子照得半透明。叶脉在光里清晰可见，像一幅精密的地图，每一条细小的纹路都指向同一个中心——那根粗壮的、绿色的、从土里汲取水分和养分的主茎。薄荷的香气在阳光的加热下慢慢蒸腾起来，和厨房里飘出的米粥的味道混在一起，变成一种说不清是清新还是温暖的、让人忍不住深呼吸的气味。
齐母已经在厨房里忙活开了。锅铲刮过铁锅底的声音清脆利落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某种古老的、不需要电力的节拍器。她用左手握着锅铲，右手时不时地掀开旁边的砂锅盖子看一眼。砂锅里的小米粥在咕嘟咕嘟地冒泡，白色的泡沫从锅底升起来，在粥的表面炸开，溅出细小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米浆颗粒，落在灶台上，落在她的手背上，她也不擦，就那么让它们在那里，像是某种劳作的勋章。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的棉布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露出两截略显松驰但依然有力的小臂。手臂上的皮肤已经有了老年斑，深褐色的，不规则地散布着，像秋天落叶在地上堆积后留下的痕迹。
锅铲刮锅底的声音突然停了。她把手伸向调料架，手指在几瓶酱油之间游移了一下，像是在犹豫该拿哪一瓶。她的手最后停在了一瓶老抽前面，但没拿起来，又移到了旁边那瓶生抽上，也没拿，就这么来回了两趟。不是因为她不记得哪瓶是哪个，而是因为她注意到了一件事——那瓶昨天收工时明明放在最左边的酱油，今天却挪到了中间。她的目光在那瓶酱油上停了两秒，没有伸手去动它，只是看了看，然后继续翻炒锅里的菜。锅铲又响了，声音和之前一样清脆利落，但节奏比刚才慢了半拍，像是在想什么事情。
岑晚秋站在灶台边，手里捏着煎蛋铲。煎蛋铲是不锈钢的，铲面薄而宽，边缘有些锋利，她上次用它的时候不小心划了一下手指，一道浅浅的口子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只剩下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白线。她面前的不粘锅里倒了两勺油，油已经热了，表面微微起波纹，但没有冒烟。她还没打鸡蛋，因为她在等齐母的一个信号——不是语言上的信号，而是一种默契——齐母把青菜炒好了、盛出来了，她这边就可以开始煎蛋了。两个人在同一个厨房里做不同的事，不需要商量，不需要指挥，节奏自然就合上了，像两个乐手在同一个乐队里演奏不同的乐器，没有指挥，但谁都听得到对方的声音，谁都知道什么时候该进、什么时候该停。
但她的目光没有落在锅里，而是落在了调料架上。那瓶酱油——她记得很清楚，昨天收工的时候她擦过调料架，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按高矮顺序排好了，高的在左边，矮的在右边，中间那瓶生抽因为比左边的老抽矮半头，所以被她放到了最右边。她排东西的习惯跟齐母不一样，齐母喜欢按用途分，炒菜的放一起，凉拌的放一起，她喜欢按高矮分，视觉上看着整齐。但今天早上，那瓶生抽从最右边移到了中间，不是她移的，齐砚舟不会移，那就只能是齐母移的。
她指尖顿了一下，没说话。不是不想说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“您动了我摆的酱油瓶”——这句话说出来像什么？像抱怨，像计较，像一个小气的、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斤斤计较的人。但她不是计较一瓶酱油的位置，她是在意——在意一个她不熟悉的、还没完全适应的、两个人共用一间厨房的事实。她在自己家里独自用了很多年的厨房，一个人开火，一个人收拾，一个人决定酱油瓶该放左边还是右边。现在突然多了一个人，一个比她早起了很多年、做了很多年饭、有自己一套习惯和秩序的人。这个人不会因为换了厨房就改变自己的习惯，就像她也不会因为换了人就改变自己的习惯一样。两个习惯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，不可能不碰撞，而碰撞的方式往往就是这样——无声的、不伤和气的、但确确实实存在的——一瓶从最右边移到中间的酱油。
齐母的眼角余光扫过来，瞥了一眼岑晚秋的目光方向，也看到了那瓶酱油。她也没吭声，手里的锅铲翻得更快了，青菜在锅里跳跃着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她看到了岑晚秋在看那瓶酱油，也看到了她指尖的那一下停顿，但她没有解释，没有说“我习惯把生抽放中间是因为炒菜的时候顺手”，也没有把酱油瓶再挪回最右边。两个人隔着灶台，谁都没动那瓶酱油，像是怕动了它，就会打破某种平衡，某种刚刚建立起来的、脆弱的、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的平衡。她们都不想让对方觉得自己在较劲，所以她们选择不动。但这个“不动”本身就是一种较劲，一种温柔的、出于体谅的、谁也不肯先让步的较劲。
“我来我来！”齐砚舟从客厅冲进来，睡衣领子歪着，一边高一边低，露出左边的大半个锁骨和右边的一小截肩膀。他的头发翘起一撮，在头顶偏右的位置，像个小小的、竖起来的感叹号，是睡觉压的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也没人告诉他。他脚上穿着一双浅灰色的棉拖鞋，左脚的鞋带松了，拖在地上，他每走一步，鞋带就在地板上扫一下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冲进厨房的时候差点撞到齐母身上，在最后一刻侧了侧身，肩膀擦着门框过去，整个人一个踉跄，伸手扶住了灶台才稳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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